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延安是当时承载着国人的希望和众多有志知识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周立波在1939年12月到达延安，1944年11月随同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南征，他在延安的时间虽然只有5年，但是在此期间他的思想得以进一步明确，坚定了工农兵文艺方向。

革命圣地的光芒照亮了灰暗的现实，周立波在长沙一中学习期间就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主张自由、革新。30年代初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并因此被捕入狱。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个人遭遇和社会境遇，让人深感绝望。正如周仰之《我的祖父周立波》所说，延安当时虽然荒凉、偏僻、贫瘠，生活艰苦，“但它是立波和当时很多年轻人心目中的圣地，是当时腐败、糜烂、贫穷、无望的在亡国边沿挣扎的中国土地上的一方净土”。所以，他在延安找到了归属感，他的诗作中充满乐观主义精神。

他的抒情长诗《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鲜明地反映了从国统区到达延安后那种愉悦昂扬的心境。这里的生活“有很多美丽的东西”“真诚统治着人境”。在《我们有的一切》中，他直白地宣告，忧愁、饥饿、鞭子吓不到我们，“我们有一切……不但是希望，不但是芬芳，不但是春天的花朵，夏天的温暖”。他真诚地热爱延安，热烈地歌颂光明，在以后的创作中，也保持了这种明朗的风格。

1940年到1942年，周立波在鲁艺文学系讲授“名著选读”课。他选读的有《红楼梦》《阿Q正传》等，但选读得更多的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司汤达、高尔基等外国作家的作品。他不辞辛劳地在昏黄的油灯下备课、写讲稿，为培养党的文艺人才倾注赤诚和心血。他的课不仅文学系的同学喜欢，其他系的同学甚至一些教职员工也去旁听。这是因为他选读的是曾深深打动过他的名著，记者的经历也让他的课堂表述有吸引力，而且他注重分析小说中的人性和表现人性的方式，因而讲授得贴近人生又有趣味。比如，《司汤达和他的〈贾司陶的女主持〉》一课，他一开始就强调这次课要研究的主题是“对于人生的认识和对于这所认识的东西的表现”，主要探讨人性和美学这两个方面。他选读的主要是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比较契合当时中国普通读者的审美期待，但是他的“人性论”解读与后来延安的文艺思想是不相符的。所以，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反思批判了自己“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情趣，表示要深入生活、大众化，真诚地为工农兵而创作文艺作品。

除了在鲁艺做教员外，周立波也开始尝试小说创作。他以自己30年代初的牢狱斗争经历为素材，在1941至1942年间陆续创作发表了《第一夜》《麻雀》《纪念》等5篇短篇小说。此前，他在翻译、理论批评和散文、诗歌创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但这些短篇小说尤其展现了他的创作才华。从此以后，他渐渐地将创作精力转到小说写作上来。这些短篇写得真实感人，但主要写的还是个体的苦难，阶级意识尚不明显。

1942年5月，周立波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前还与何其芳、严文井等人受邀到毛主席家里吃饭谈文艺问题。周立波后来多次撰文谈到《讲话》的意义和对他的影响。1943年4月，他在《后悔与前瞻》中说，“参加了这个会以后，我觉得受了很大的教育”，毛主席的讲话让他改变了在乡下和前方时的“做客”心态，学会了对民众语言的运用。

因为他在文艺思想方面的转变，才有了《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长篇小说的诞生。延安对周立波文艺道路的影响，对国统区来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是颇具代表性的。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