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对于周立波来说，既是实现革命理想的热土，又是滋养文学根芽的沃野。他用行动改变东北工农的生活，用文字书写他们的心灵世界。周立波的社会活动和文学实践与内心深处坚不可摧的革命思想紧密相连。南下北上期间，他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通过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他确定了自己的革命目标和文学方向——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

如果说“随军南下”是周立波第一次对中国革命的深度介入，那么“进入东北”就是他响应革命号召实践革命理想的鲜明体现。抗战结束后，东北地区的战略价值凸显，1946年7月至9月，中共东北局发动约一万两千名干部下乡开展革命工作，周立波是其中一员。

同年10月25日，他奔赴松江省元宝镇（今黑龙江省尚志市）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肃清反动封建势力，使贫雇农获得了应有的土地，取得土地改革的胜利。1947年5月，周立波调至松江省委宣传部工作。

土改期间的生活经历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其创作出第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1946年5月至10月，他完成《暴风骤雨》上卷，小说于1948年4月由东北书店出版。1948年7月13日至1948年12月2日，他完成了《暴风骤雨》下卷，小说于1949年5月由东北书店出版。《暴风骤雨》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以文学虚构的方式演绎，形成了历史和文本的互文。小说广受好评，被当作实际土改的示范手册，获得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

此外，周立波在东北期间还写过一些短篇小说、散文和论文，如短篇小说《金戒指》、散文《毛主席的心有窝棚大》《老者安之》《关云风出担架》、论文《谈谈鲁迅先生的杂文》《纪念高尔基》《我的两点意见》。这些写作反映了他对东北生活的真切感受，以及对文学创作的深入思考。

除了文学写作，周立波还是一名出色的编辑。他在1947年5月负责编辑《松江农民》报，并于次年7月调往东北文协，担任《文学战线》杂志主编。他遵循“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积极关注工农兵生活和生产的文章，大力培育新人和工农作家。他注重采用民谣、儿歌、快板、小调等民间文艺形式，倡导报纸杂志以明白易晓的文字风格吸引广大读者。这些措施丰富了文学创作，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对东北文学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学界关于“周立波在东北”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周立波代表作《暴风骤雨》的研究。在新世纪之前，学者主要从方言俗语、人物形象、艺术风格等层面考察该小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顾琅川、徐志祥、王国柱、王原璞等学者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进行的比较研究。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开始从版本学、图像学、阐释学、身体美学和乡土伦理等角度进行解读。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暴风骤雨》的版本变迁研究。1987年，胡光凡的《从手稿和版本看周立波对〈暴风骤雨〉的修改》通过小说手稿的反复修改揭示周立波在艺术追求与政治规约之间的取舍。新世纪以来，程娟娟、张铭、马亚琳等通过《暴风骤雨》的版本改动，考察背后的时代原因以及小说内在叙事矛盾的偏移。

第二，对周立波在东北的社会活动进行细致勘察。周立波在东北期间参与土地改革运动和担任编辑的经历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庄汉新、胡光凡、李华盛、邹理等人以年谱整理的方式全面呈现了周立波在东北的社会活动，详尽描述周立波参与土地改革运动、创作《暴风骤雨》以及办刊办报经历。

第三，周立波在东北的社会活动与文学创作关系研究。吴丹的《周立波在东北的社会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探讨了周立波在不同身份下，与东北碰撞所产生的独特审美意义。李博权的《“工作队下乡”与“东北”叙事——重读周立波〈暴风骤雨〉》从“工作队下乡”模式与解放战争下的“东北叙事”之“同构”关系出发，重新审视了该小说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周立波在东北的革命工作和文学活动对当地社会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