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家庭，跟着寡居的祖母和母亲过日子。“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她们都绝对地一字不识。那时形容人们无文化，常说他们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我的祖母和母亲则更彻底，因为她们压根儿就没有名字。家里的藏书每年一换，但只有一册，就是被俗称为“皇历”的那本历书。她们只能从书里的图画中数出当年是“几龙治水”，借以预测一年的天时。至于全年二十四个节气都发生在哪一天和什么时辰，编书人未能制为图像，她们也就自然辨认不出了。直到我上了小学，家里上两代人的这个困惑才算解决，“皇历”也才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利用。

真的，不要小看小学生。在我住过的那个杂院里，出个小学生，就顶得上个知识分子。比如同院拉洋车的老郝叔，孩子多，拉了饥荒要“请会”（一种穷人之间的经济上的互助活动，但要出利息），这就找到了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叫我帮他起草一个“请会”的“通知”。其中包括本人遇到什么困难，为什么要发起这么个活动，将要怎么办等等的内容。那时我顶多不到三年级，怎么写得了！但老郝叔鼓励我：“你照我说的写，他们都懂。”我于是拿了毛笔、墨盒伏到老郝叔的炕上——他家无桌，炕上只有一张席，硬而且平，伏在上面写字是极方便的——就这样，他说，我写，不大会儿的工夫，居然写出来了。随后又抄了若干份分别送出。“凡著诸竹帛者皆为文学”，讲起文学的定义来，是有这么一说的。那么，我替老郝叔起草的这篇“通知”，就无疑是一篇为人生的文学了。何况还分送出去，也算是发表了的呢！

“照我说的写，他们都懂。”这篇出自老郝叔的心与口、“他们都懂”的好文章，可惜我现在竟一点也记不起来了。老郝叔又早已作古。他无碑、无墓，所有的辛劳都化为汗水，洒在马路和胡同的土地上，即刻也就化为乌有。他奔波一世，却仿佛从未存活过人间。

说也怪，人过中年，阅人遇事也算不少了，但对老郝叔，我老是不能忘记，总觉得再能为他做些什么才可以安心似的。

二

现在可以说些有关读书的事了。

一个人的读书习惯，依我看，总是靠熏陶渐染逐步养成的。压、逼、打、骂，都无济于事。这就需要一个稍微好些的文化环境。我的家庭和所住的杂院，自然教给我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但就培养读书习惯而言，那不能说是好的环境。我正经上学只念到初中，且功课不好。虽然读了《苦儿努力记》，也没收到立竿见影的效验。一题稍微繁难的算术作业，我瘪住了，能找谁去？杂院里是没有这样师资的。我以后所以还喜欢读点书，全靠我幸运地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有的在校内、在课堂上，更多的是在校外和课外，在日常的生活中。

三

开始叫我接近了文艺的是孔德小学的老师们。

孔德小学，在我的记忆里是一所办得很好的学校。设备齐全，学费却低。老师们也都像是些很有学问的人。比方有一次，一位眼睛近视得很厉害而又不戴眼镜的老师，把我们几个同学招呼到他的宿舍里去，给我们诵读《罪恶的黑手》。他屋里哪儿都是书，光线显得很暗，所以他需要把诗集贴近鼻尖才能读得出。他的读法，也与时下的不同，不洪亮，无手势。虽然书挡住了他的脸，但从夹缝里看过去，还是可以看见他脸上的肌肉都是很安静的。他的这种读法，听上去，比听现在的某些朗诵受用，孩子们都被他吸引了，打动了。长大以后，虽然我再没去读这首诗，然而当时听着它所留下的印象，却始终记得。这位老师不久就不见了。当时，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兴致叫几个孩子去听这首诗呢？我至今也不明白。每当路过孔德旧址，我还常常想起他来，我总觉得他或者是一位诗人，或者是一位革命者，老幻想着有一天会碰上他。虽然我依旧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是有一位美术老师我却记得清楚，他是卫天霖先生。这当然是一位大画家，可那时我们却全然不懂他的价值，竟因他出过天花，脸上留下了痕迹，背地里称呼先生为“卫麻子”。足见“师道尊严”是破不得的，不“破”尚且如此，何况号召“大破”呢！

孔德学校有一间美术教室，小学部、中学部共用，无论大小学生一律要站在画架子前上美术课。先是铅笔画，铅笔要六个“B”的，还要带上橡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当然是要准备的。可是小学生也要学用炭条作画，炭条消耗大，向家里要钱时，已从大人的脸上窥出几分难色；待知道了擦炭笔画不能用橡皮而必须是烤过的面包时，我便不再敢回家去说了。忘记了是我个人没学着炭笔画，还是卫先生更换了教法，反正是这个阶段不长，后来就变了画水彩——不管我是否买得起炭条和面包，但卫先生这种在一两年内，多种画法都叫孩子们尝试一遍的做法，我是拥护的。孩子们的求知欲是极强的，精力是非常饱满的，那是压抑不了的。当批评孩子“好高骛远”时，至今我仍觉得要慎重些。二十几岁有大成就，我以为完全符合人的智力发展，是很正常的事。相反，四十多岁的人，还被称为年轻艺术家、年轻学者、年轻教授，倒是不大正常而且令人痛心了。

卫先生还有一种教法，我们当时也很喜欢。美术教室里，有许多石膏坨坨：圆球形、正方形……他没有叫我们画这些，开始就是静物写生，画小瓶小罐之类。过了一阵以后，又叫我们到户外去，先画校园里头，后来就去东华门外的筒子河。孩子们对跑出去画画快活无比。我们画，卫先生跟着看，他也好像很高兴。一次写生，我画的地方前边是许多树，后边是一排矮松，再往后则是满墙的爬山虎。当时只知道看见的都要画上，哪里懂虚、实、疏、密这许多深奥的道理！结果，我画的画面上是绿树、绿蔓、绿叶、绿茎，简直绿得不可开交，一塌糊涂了。谁知这时候卫先生正站在我身后看。我扭头看见他，笑了；他看着我和我的那幅绿色作品，也笑了，而且还称赞了我。到底是称赞我的什么呢？是有几处画得好？还是勇气可嘉，什么都敢画？或者根本就不是称赞，只是一种对于失败者的无可奈何的安慰——当时我可没想这么多，反正是被老师夸了，就觉得了不起，就还要画。

此后，我画画的兴趣越来越浓，差不多延续到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

对于卫天霖先生，我并不是为写这篇文章才想起他来的。时间还要早十来年。那时，首都剧场附近有一阵颇贴了一些所谓“揭露”卫先生“罪状”的印刷品。大家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都学会了一种本事，就是能够在通篇辱骂的文字里看出一个人的真价值来。我也正是从那些印刷品里才知道，原来第一个引导我接近艺术的竟是这样一位大人物，我不禁骄傲了。

前两年，美术馆举办了先生的画展，我去看了。我在先生的自画像前，伫立了许久。他并没有把自己画得如何地色彩斑斓，还是他教我们时的那样的平凡。我不知道美术界对他是怎样评价，我只觉得他曾是一位默默的播种者，他曾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播下过美的种子。而美育，我以为，对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摘自《于是之全集》，于是之著，李曼宜编，作家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

幼学纪事

□于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