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写出作品，目的是要给人看，是试图通过作品与读者进行情感交流。文学作品一经写出，它的价值就成了一种客观存在，但在作品还未获得读者前，这种客观价值还只表现为一种潜在价值。要使文学作品的潜在价值变为现实价值，必须经过读者的阅读和欣赏。只有通过有效的阅读和欣赏活动，文学作品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任何文学作品一旦离开了读者，就只能自生自灭，难以存活，更不用谈什么艺术价值的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提出了“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的命题。鲁迅曾经说过，作者的文学创作“虽说抒写自己的心，但总愿意有人看”，也愿意“有共鸣的心弦”。那么文学作品如何才能更多地“有人看”，如何能够更好地震响“共鸣的心弦”呢？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时期各类图书馆和图书销售机构对文学书籍借阅量、文学作品购买量的相关统计和有关阅读排行榜的大致梳理分析可以看出，文学作品大“有人看”、能较广泛地震响读者“共鸣的心弦”，都与作品的现实关怀和读者的现实关切有着较强的正相关度。

所谓作者与读者互为因果，就是指作品的“现实关怀”要与读者的“现实关切”相应和。缺少这种应和，文学作品有时会呈现出一种难以承受之轻，因此作者要重视读者的现实关切。当然，读者是各种各样的，不能一概而论，但文学作品只有回应了更广大读者较为普遍的现实关切，才能获得更广阔的读者面，才能更广泛地震响读者“共鸣的心弦”，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和社会效益，在更高程度上让作品的文学价值得以实现。鲁迅曾指出：“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做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所谓“能懂”，就是作品要说“人话”，所谓“爱看”就是作品要回应读者关切。鲁迅曾把读书分为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的就是”；“嗜好的读书”“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鲁迅还说过：“看客的去舍，是没法强制的，他若不要看，连拖也无益。”多数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应该是属于“嗜好的读书”，所谓的“嗜好”出自读者自愿的内在要求。因此，作品要通过对读者现实关切和内在要求的某种回应，引导读者进入一种自愿的心灵活动中去。

读者在对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和欣赏时，常常带着某种参与意识。在阅读欣赏过程中，读者不仅积极地进入作品所提供的场景，身临其境地与作品中的人物共呼吸、同悲欢，体验作者曾经体验过的情感和思想，而且常常以自己的现实关切和生活经验去充实、补足作者所没有写明的部分，甚至对作者的意图进行某种发挥性想象，即对作品进行“再创造”。创作者应该在文学作品中尽可能地调动读者的想象与联想，尽可能地留给读者想象和“再创造”的余地，而忌过直、将话说尽，从而堵塞了欣赏者的思路，使欣赏者难以获得艺术“再创造”的欢喜。能否在较大程度上满足读者的参与意识，也关系到文学作品的价值实现。所谓“有共鸣的心弦”，实际上也就是要让文学作品能引发读者的参与意识，激起读者的情感介入。这就要求作品呈现的现实关怀尽可能地与读者的现实关切相贴近，否则读者的艺术“再创造”就失却根底和依据，读者的参与意识也难以实现，“共鸣的心弦”当然也就难以求得。

无论是作家的现实关怀还是读者的现实关切，都是多层面的，有物质层面的、社会生活层面的，也有制度法律层面的、心理精神层面的。因此作品的现实关怀与读者的现实关切相互应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纠缠。诚如鲁迅所说：“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读者不同的现实关切导致其阅读作品的眼光也千差万别。例如对《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又如对《西游记》的主题，也历来是众说纷纭，“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还有认为作者“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的”。所以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关切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如果没有类似的关切体验，作品也许会对其失去吸引力。不同时代的读者，根据其在自己时代所生成的现实关切和生活体验去欣赏文学作品，自然会产生欣赏效果的差异。即使是同一时代的读者，因环境之异，即读者文化背景、身份、经历的不同，关切体验也会彼此不同。这种差异有时还会体现在同一读者之于同一作品上。在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思想认识水平和不同的年龄层次上，即使是同一作品，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欣赏效果。如鲁迅所说，阅读欣赏效果“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因事而异，因时而异”。但这里要强调的是，读者阅读理解文学作品虽然是见仁见智的事，但前提是作品必须有“仁”、有“智”，或者有能够引发读者联想到“仁”与“智”的因素。

指出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差异性，首先对创作者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针对这种差异，一方面创作者要认识到，任何创作事实上都不可能适应所有读者的欣赏要求。即如鲁迅所说，要想写一部“随时随地，无不可用”的作品，“其实是不可能的”；如果作家是想通过作品点燃读者的心火，那么就要求读者“有精神上的燃料，才会着火”；如果作者要想拨动读者的心弦，那么读者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如果作者要想使自己发出的声音得到回应，那么读者“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鲁迅曾谈到自己文章的遭遇，他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因此创作者不必以断送创作个性为代价，放弃自己的现实关怀，去迎合所有的读者。另一方面，创作者必须认识到读者现实关切的不同层次，应研究不同读者的不同层次的审美需求，努力创作出“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的作品，从而尽可能地获得较多的读者。尤其是那些致力于为现时代中国的大众而创作的作家，更应清楚地理解时代、环境、生存境况等制约下的一般大众读者的现实关切和审美要求，以便创造出能为他们所接受、能引起他们共鸣的文学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