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的会议，我们逐渐接触到比较重要的命题，比如文学性的问题，比如文学与现实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新问题，但重新提出就成了问题。不然我们为什么讨论呢？虚构和非虚构是文体的分类，本质上都是虚构。非虚构也是一种结构，有结构就有虚构。不仅非虚构是一种叙事，历史也是一种叙事。没有虚构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所以非虚构是鲍德里亚意义上的“仿真”。叙事学理论有很好的论述。我非常同意王彬彬教授对非虚构特点的概括，那就是：现实性、亲历性、见证性、个人性、文学性。

《人民文学》在2010年推出了“非虚构”栏目，先后发表的梁鸿的《梁庄》、潇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等，引起了读者和批评界的强烈反响。这使我们感受到文学依然与我们的生活有关，与国家、民族的现实和未来有关。它不仅和天上的事务、想象的事务在一起，同时也和中国的命运、我们关心的重大事务在一起。因此，《人民文学》的想法和诉诸实践本身，其意义也许要大于已出现的几部非虚构文学作品。

当下的中国文学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但我们也必须承认，那种让我们深感震撼、触及心灵、醍醐灌顶、挥之难去的作品还不多见，甚至越来越少。对当下文学质疑的声音虽然不全是真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文学一定在哪些方面出了问题。在这样的时刻，《人民文学》一直在积极探索、思考当代文学的方向问题，比如对思想性的讨论、非虚构文学的推出等，都显示了这本刊物的气象、高度、智慧与勇气。

百年来我们最成熟、成就最大的文学题材，就是乡土文学，或后来被称作农村题材的文学。在这个领域达到的文学高度代表了百年中国文学的成就，但我们今天回到农村看到的情形与文学在这个领域取得的成就，却形成了一定的反差。当然，改革开放后我们也有许多类似华西村这样的明星村镇，那里的人们已经完全富裕起来，他们全都住进了别墅，拥有了现代工业社会拥有的一切。但对于广大农村来说，以华西村为代表的工业化村镇不具有普遍性。

在2010年代，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梁鸿在《梁庄》看到的现实和发现的问题。这部非虚构作品开篇就讲述了她“迷失”在故乡。故乡虽然“一派繁荣的建设图景。只是，十几年前奔流而下的河水、宽阔的河道不见了，那在河上空盘旋的水鸟更是不见踪迹”。这只是刚刚迈进故乡的门槛。后来的事情才是作家要说出的：为难的村支书、无望的民办教师、服毒自尽的春梅、住在墓地的一家人等，梁庄的人心已如一盘散沙难以集聚。乔叶的小说《龙袍》写的也是关于乡村的感伤，是一种人在异乡、心无皈依的漂泊感，她对国民性的批判也延续了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忧患传统，这种叙述在当下书写乡村的文学作品中非常多见。特别是对乡村女性命运的忧虑，乔叶也有很好的表达。但在梁鸿的《梁庄》中，我们却通过“梁庄”多面地看到了乡村中的破产。更严重的是，这个破产不仅是乡村生活的破产，而且是乡村传统中的道德、价值、信仰的破产。这几乎彻底根除了乡土中国赖以生存的根基，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载体彻底被瓦解。

可以说，现代性的两面性在《梁庄》中被揭示得非常透彻。这倒不在于作家笔下对前现代怀旧式的抒情，我们更关心的是走进现代的代价，特别是中国面积辽阔、人口众多的乡村。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在这条道路上迅猛前行，对现代性代价的反省还仅停留在书生的议论中。

非虚构文学在不多的作品中，逐渐表现出了与传统文体的不同特征。这就是：客观性大于主体性，对重大事物的关注大于个人感受的抒发，对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呈现、揭示大于个人的冥想，在艺术上对多种文体元素的整合大于启蒙主义对国民性的批判。这些作家走进了中国社会的最深处，他们有自己的使命和担当。

非虚构文学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文学方向的参照。其实，有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作家都应关心现实生活的重大事务，关心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关心正在变化的世道人心。这是文学和现实、读者建构关系的重要通道。孤芳自赏的文学可以存在，“小众文学”也自有其价值。但是，在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的时代，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及命运，从而使文学再度得到民众的信任和关心。特别是在当下，文学如何与现实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作家面对生活能够说出诚恳的体会，包括评论家，现在有多少人能够说出诚恳的体会，已经成为问题。在这个问题面前，我们应该感到羞愧。其实，无论作家和评论家都明白我们的文学发生了什么，问题是我们是否有改变的能力，或者说我们是否有改变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