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常听到一些文学批评家谈论“细读”批评的话题，倡导“细读是文学批评的前提和基础”“用‘细读’批评改变‘空对空’的批评风气”，也经常看到一些批评家的“细读”式文章，或阐释作品的故事情节，或解剖细节的出色营造，或论述语言的修辞艺术。一些专家学者还出版相关的著述，如王先霈的《文学文本细读讲演录》、孙绍振的《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陈晓明的《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等。无论是在理论倡导上还是在批评实践上，“细读”批评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建树。

“文本细读”是普遍被使用的批评方法。往久远了追溯，中国古代的诗文评话语系统大都可以算作“文本细读”。当然，它最直接的思想来源是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法” （close reading）。实际上，细读法在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等批评流派中都得到了普遍运用。从批评模式上看，这些批评实践虽然有着不同的文本聚焦点，但都可以统称为“文本批评”。王先霈、胡亚敏主编的《文学批评导引》中写道：“‘文本批评’指一种立足文本，分析和阐释文学文本各要素的批评方法，文本成为这一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排斥作者研究，排斥‘外在的’研究方法，是文本批评的重要前提。”受到这一批评范式的影响，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在总体上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型：在此之前，文学批评主要奉行的是社会历史批评，批评家主要关注的是作品与社会人生的关系、作品蕴藏的现实意义。后来，批评家越来越关注文本内部研究。作品被看作独立存在的世界。对文本全部内容的阅读、阐释、评判，才是批评的首要职责。这一转型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本批评”模式及其所采用的细读法经常遭受的质疑是：割裂文本与外部的联系是不合理的。美国文论家韦勒克，作为英美新批评的后期代表人物，对此亦有反思。他在《批评的诸种概念》中写道：“我曾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称为‘内部的’研究，将对作品同作者的思想、社会等等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称为‘外部的’研究。但是，这种区分并不意味着应忽略甚至是蔑视渊源关系的研究，也不是说内在的研究不过是形式主义或不相干的唯美主义。”这就是说，韦勒克把文学研究与批评分成“内部的”研究与“外部的”研究两种形态，而二者又是潜在地、深刻地联系着，“内部研究”要顾及外部关系，“外部研究”要隐含着内在的文本。文学文本是作家在特定的时代、环境、心理下创造出来的，必然带上写作者的主体性特点，与作者所处的时代、社会有着或隐或现的联系。尽管“文如其人”未必是绝对真理，也常常有“文”与“人”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时候，但“以文证人”或“以人证文”，依然是有效的文学研究路径。在细读式批评中，联系作家本人、社会背景，对深入、准确地理解文本，是有益而无害的。

事物的发展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人们意识到文本批评模式存在的问题之后，就纷纷跑到接受美学、意识形态批评、文化批评的怀抱中去，出现了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憎恨学派”。他们在分析文学作品时，不太关注文本自身的内在逻辑，而是更加关注其中暗含的“倾向性”。这是文学批评领域的“文化转向”。这时候，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对作品自身逻辑的细读，在批评实践中受到忽略了。这是我们在当下呼吁重建文学性、加强文本细读的一个重要背景。因此，在批评实践中，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需要双向运动，形成一种互动、互生的立体运行。只有这样，批评家才可能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作品。那种只盯着文本，只在文本内挖掘，抛开作家创作、社会背景的批评，往往是单薄的、片面的。反之，那种不顾文本内部逻辑，只是以作品为引子却大谈社会、人生问题的批评，也往往是主观、武断的。

以文本研究为基础，又融入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分析学等方法，似乎更吻合读者的口味。因此，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不能简单沿袭西方“文本批评”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学派的路径，而是应该继续探索、前行，形成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批评。它以“内部批评”为中心，又承袭了既往的社会历史批评，成为一种兼容并蓄的细读式批评。这正如陈晓明所说：“试图在小说艺术、思想特质以及历史语境三个维度来展开对文本的解读，由此来突出当代中国小说的艺术变革所创造的新型的文学经验。”细读法首先对文本内部研究有用，但也适用于外部研究。我们之所以关注外部的某个因素，是因为文本内部有一定的“触发点”，正是这一点引导评论家去进行相关的外部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细读法可以很好地勾连起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因此，好的文学批评，对于解读对象，既要“入乎其内”——精读作品，又要“出乎其外”——跳出作品，即从个别、特殊走向普遍、共性。坚持以作品为本体、为核心、为“属地”，批评可以引入社会、人生，引入作家、读者等维度，但须在文本相关的范畴内，不能话题无边、“喧宾夺主”。理想的做法是，在解读文本的进程中，渗透或者暗示出外在的部分和必要的背景来，而不损害对文本的关注和解读。优秀的、杰出的文学作品往往是对世界与人的隐喻、象征，要通过“细读”找到文本内外诸多因素的复杂关联。因此，文本解读要跳出作品中的有形时空，努力进入文本中蕴含的无形境界——即形而上王国。

这其实需要批评家有更丰厚的知识、学养和出色的感觉、才华。一个批评家要懂得多种文体的艺术规律。当下很多评论家介入文学创作，这是很好的事情。这样的评论家在细读、批评作品时，才容易深入肌理、细部、空白处，进而达到对整个作品的宏观把握。由于打通了创作与批评，他们思维也不局限于作品，也往往关注广阔的社会人生。这其实也有助于推动文学批评的发展。在批评实践中，还需要评论家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细读式批评，着力的是对文本的剖析、阐释，批评家的判断、评价，就包含在述评中。你不能把一般作品说成是优秀作品，把优秀作品拔高到伟大作品，坚持艺术标准是至关重要的。这使人想到马克思、恩格斯对斐·拉萨尔历史剧本《济金根》的评价。他们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剧本，认为故事情节让人“惊叹不已”“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另一方面坚持“最坦率”的批评，指出了剧中人物身上的“席勒式”的概念化倾向。由此，他们还升华出一系列文学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批评实践，值得我们很好地研习与借鉴。

（作者系山西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