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新南方写作”的讨论场中，如果抛出这样一个提问：与诸种“南方以南”的复杂经验相匹配，近年来最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人物形象是谁？最佳回答极有可能是：一只生活在晚清的雌性巨蛙，是的，它甚至“不是人”，没有现实维度上的原型，是一场事先张扬的文学虚构。创造出这一非凡形象的小说家林棹，未必共享有关“新南方”的种种理论自觉或问题意识。这种无意识反倒更凸显出内在于“新南方”的敞开幅度与逃逸本能。小说《潮汐图》中，巨蛙的开场自白如同一则令人心领神会的谶言，它宣布自己尚未定型：“我是虚构之物。我不讲人物，因为我根本不是人。我有过许多名字，它们一一离我而去，足以凑成我的另一条尾巴。”
巨蛙一生的流离飘荡，始于鸦片战争前夕的广州疍家，它的结局，是消失在一方寄往欧洲帝国博物馆的巨大冰块中——在19世纪逼真的海陆版图上，虚构者将她的权利行使彻底，创造出汉语写作的奇观蜃景，再如魔术师般轻轻抽身离去。巨蛙一生中得到的各种名字，则无不是对人类模仿造物主行使命名权的反讽：蛙仔、蛙怪、灵蟾大仙、Polypedates Giganteus、老蛤蟆、从大唐帝国远道而来的巨蛙太极、湾镇巨蛙……人类带着好奇、多情、幻想和误解，用语言在巨蛙身上展开文化权力或文明暴力的撕扯掠夺，到头来，不过都成了巨蛙终将摆脱的“断尾”。最终，没有任何一种命名能统摄它、揭示它“是什么”。这与“新南方”所处的话语生态何其相似，似乎已经足够说明“新南方”的文学生命力与诱惑力何在。比起对既有文学事实的归纳，或对某种内涵与外延都清晰的写作现象的命名，“新南方写作”更像是一种询唤结构。它仍保持开放和未定型的状态，在行动中自我解放，在越界中逃逸。正如“南方以南”这一短语中包含的语势，它朝向一种流动、混生、不断自我拓殖与增量的文学理想。
这要求我们调整认识的坐标系。“新南方”有别于传统地方文学、方言文学之“新”，正在于摆脱“南北文学”的传统讨论框架，超越了中国“北方—南方”的二元逻辑。“南方”的身份主体，不再依托“北方”、中原政治权力中心的压抑、忽视或是浪漫化想象。它落实在世界地理、海洋史、贸易史、殖民史与文化交往史之中，在全球性的坐标轴与取景框中，洞开认识“南中国”或中国的主体性的新视野。“若将圆心扎在岭北大地，将视野的半径限制在短短一截之内，采取单一的标准、价值观，‘蛮荒岭南’故事之诞生也就不足为奇。要是把圆心移至南方海域，半径拉大，更换甚或增加多元的标准、价值观，就能得到面貌不同的故事。”如林棹在《听古，讲古，驳古》所言，在蒙昧、原始的“蛮荒岭南”与开放、多元的“千年商港”之间，尚有大片值得文学介入的地带。如果在封建帝国政治版图上，岭南是“南蛮鴃舌”或“山高皇帝远”的边缘，那么，在取道海洋的寰球航贸图卷里，却是最得风气之先，是中国与世界相遇的前沿。
不妨以语言为例，离开“新南方”的声韵，“新南方”的神韵与诗学将难以真正地谈起。这只乌有之蛙诞生在一个怎样的南中国，它说怎样的语言？“我会说水上话、省城话和比皮钦英文好得多的英文。一点澳门土语。对福建话、葡萄牙话、荷兰话有一定认识。认得十几个字。”《潮汐图》所呈现的晚清，恰恰与粤语书写史上最为兴盛的段落发生重叠。在民族共同语将立未立之时，使用粤语为主的广州，是日益强劲的通用语尚未能完全触及的地方。“寰球词与物，尽在此间搁浅”，外来文化的剧烈冲击下，这是一个新词激增的年代，更是一个拒绝陈腔滥调的年代，这为粤语文学书写的繁荣提供了生机。根据学者李碗薇在《清末民初的粤语书写》中的梳理，方言字的创造、说唱文艺的出版和流行，加上外来传教士的推波助澜，“这种特殊的文化优势，使粤人可以成为能说又能写的‘语言共同体’（language community），有力地支撑晚清及以后的粤语书写”。但在此后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较之吴语地区，同为强势方言区的粤语地区文学经典的生产却长期陷入沉寂。可以说，《潮汐图》的出现，用多音、杂语的复调书写，回应了超乎期待的粤语对汉语写作实践的突破，也展示出泛南方语系对于汉语写作的充分在场。
当然，也带来了不小的阅读挑战。尤其是粤方言密度最大的第一章，陌生的粤方言字、方言词与神秘的巫语唱段带来的视读，以及随之引发的视觉、听觉眩晕，对于当代的小说读者，不论是否来自粤方言使用区，都是一种大胆的冒犯。但也如同乘船出海，适应了最初的颠簸后，是畅游未知水域的大畅快。再没有比“拆肺，换腮”更贴合这种阅读体验的了——“你拆肺，换腮，绿的声音灌满你，你什么都看见了。”认识南方以南的瑰玮新世界，需要跳出旧语言秩序与感官系统，从惯习的汉语小说语感中走出，让读者与作家缔结新的语法与美学契约。在文白相间、新词与旧译、方言与国语的语体混融与互相活化之中，林棹探求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范式。《潮汐图》当然无法再以狭义的“方言小说”或“地方小说”来涵盖，它是诞生于21世纪的当代汉语小说。
不得不单独提及的还有植物的维度。尽管对“新南方”下本质化的定义都让我心生疑虑。但在亚热带向热带过度的气候带与自然植被带上，南方潮湿且蓊郁，植物的盛大气象，是如此自发且强烈地扑来。人与自然相纠缠、与植物彼此深深嵌入的共生经验，使得南方的生境，不再是失焦的、模糊一团的舞台布景。它构成这样一种写作事实，人借助植物获得重新丈量时间与空间的标尺，植物塑造着人的记忆与欲望，定义着人对生命的理解，让抽象的经纬度数字具象化为生命形态。林白《北流》卷首的长诗《植物志》，没有标点符号的植物学名的绵延如同植被族群自身的绵延，“无尽的植物从时间中涌来”。岭南长年常绿的植物，营造一种看似无止无休，看不见起点与尽头的时间感，有时候要借助外力的撞击，才能找到一个文学转换的入口。在《北流》中，李跃豆闯入异乡香港，意外地重新寻回失落已久的北流话。与粤语语系母语一同复苏的，还有儿时烧狼蕨的气味，此后是源源不绝的人面果树、龙眼树、芒果树、凤凰木伴随着革命年代记忆的回涌。林白将这种生命体验，比拟为身体里永存着的一根簕，植物与血肉长在一起的刺。在熟悉到模糊一片的浓绿里，识别、指认出那些略显拗口的陌生学名，实则是刺穿黏连成团块的记忆，唤醒被压抑的官能与情感的秘径。
同是经历现代性过程与历史激变，物候的变换相对更缓慢，有自己内在的秩序。植物会被砍倒也会复生，散发着看似被动、脆弱，实则古老、顽固的反抗能量。近年来南方写作中博物学意识的兴起，带来更大的时空尺寸下对于“变”与“不变”的讨论。更重要的是，丰饶的物候，也带来对平等、多元的生命情状更近乎“本能”的尊重和容许。如果将“新南方写作”比作一口巨大的生态缸，那么，在女性与孩童经验、弱者书写、去人类中心叙事等诸多层面，它确乎已经释放出可见的潜力与优势。植物给人的启示，不只是关乎“万物有灵”的朴素敬畏心，也不只是始终警觉于宏大话语包裹下的结构性权力关系，更持续生产着毫不示弱的原始求生欲望与对抗声音。《北流》里李跃豆重返花木葱茏的北流，在植物的激活下，再造完整的母系氏族与女性独立经验。《潮汐图》中巨蛙与数名豢养人的情谊，与贱民疍家女契家姐的养育与报恩，与十三行平民画师冯喜的友情，与孤儿迭亚戈漂洋过海的相依为命，无不超越物种，反照人性，如细弱的水系向珠江、向南中国海和大西洋汇流。巨蛙的身上，浓缩了帝国时代被笼罩在战争、盗猎、杀戮阴云下所有花木珍禽奇兽、女性、有色人种、贫弱者的命运。相比于受限于生老病死的人类，巨蛙是幸存者，它得到小说虚构的庇护，因此肩负起更恒久的文学责任与记忆伦理。“我要看见、记住，我要活得长久，我要双目圆睁，哪怕变做囚徒（我已经是了）、标本、摄青鬼，我也要从牢笼、博物馆、旷野永恒地看。”如此，重申一种多元平等的共同体与共同语的文学可能，也是虚构者一边泅渡、一边创造“南方以南”时所朝仰的远景吧。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