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新南方写作”逐渐成为文学界讨论的热点。不过，什么是“新南方写作”的新颖性与规定性？考虑到今天归之于“新南方写作”的作品风格各异、范围甚广，这一问题似乎直接关系到这一概念的合法性。以我粗浅之见，“新南方写作”的新颖性与规定性或许需要与我们时代的历史剧变及其引发的地理重组关联起来。

我们可以先迂回地从美国南方文学开始讨论。作为南方文学的旗帜，威廉·福克纳曾将19世纪中期美国南北战争与南方文学的形成联系起来。他是这样说的：“在我们自己的那场灾难（指南北战争）之后，在我自己的家乡，也就是南方，才会涌现出优秀的文学创作，那样的文学创作质量确实不错，使得别的国家的人都开始谈到出现了一种南方‘地区性’的文学。”（福克纳《致日本青年》）相关研究也佐证，美国南方的失败与北方的胜利，以及由此而来的南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多重剧烈转型，诞生了美国的“新南方”。可以说，如果没有南北战争，就没有美国的“新南方”，就没有美国文学史上的南方文学。是历史的剧烈变动，创造了作为文学地理的美国南方，创造了南方文学。

这里并不是要牵强地将中国的“新南方写作”附会美国的南方文学，只是想借此表明，历史剧变、地理重组与文学流变之间存在一般性的关系，这对于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的“新南方写作”也具有启发性。

历史剧变与地理重组

那么，“新南方写作”可以与当代中国什么样的历史剧变与地理重组联系在一起呢？

形构当代中国的“新南方”的历史剧变，或许可以追溯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与由此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正是“南巡讲话”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剧烈重组了当代中国的经济格局与地理格局，进一步将“南方”确立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自此而后，以广东为核心地域的“新南方”，更快更早地作为南方地区融入到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之中。在国内，“新南方”的形成也以内部地理关系的重组为条件，这种重组尤其是指中心与边缘的形成，例如广东与广西、湖南、海南等南方省份的关系。这种内外的地理重组同时是经济秩序的重组，也是社会流动关系和文化互动关系的重组。就社会流动关系的重组而言，广东成为外来人口流入的中心；就文化互动关系的重组而言，粤语文化成为当代中国引领性的地域文化。

当代中国的“新南方”的新颖性或许就来源于这种历史剧变及其引发的地理重组，围绕着广东为中心而形成的社会流动网络和文化互动网络及其基本边界，或许构成了“新南方”的规定性。

从此出发，“新南方写作”可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新南方”的总结性写作，也是冷战终结后全球化进程中的“新南方”的总结性写作。它以当代中国的“新南方”为立足点，直面新的历史剧变及其引发的地理重组，在新的地理关系、社会流动关系和文化互动关系中，书写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命运。

在这意义上，“新南方写作”可以追溯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第一次大潮中涌现的广东打工文学和广西三剑客。打工文学从打工者的视角直面自身在经济—政治秩序中的底层身份与地理—社会秩序中的边缘位置，广西三剑客则从“新南方”的边缘地带感受中心所刮起的风暴是如何搅乱在地的日常生活秩序。对于打工文学来说，广东作为“新南方”的中心，是由无数工厂、高楼、机器与汗水、眼泪交织而成的森然耸立的整个世界，在它的周边吸附着的异乡人群、外地文化与同乡网络，从郑小琼的诗到王十月的小说，无不瞩目于此。对于广西三剑客及其后的广西作家来说，广东也经常在叙事中出没，时而是出走的终点或返归的起点，时而是叙事的伏笔或隐没点，时而是人物转变和故事发展的契机；作为他者的广东时常超出地缘关系，内在地成为缺席或不缺席的在场者，从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到朱山坡的《蛋镇电影院》，在在凸显此点。总之，两者都直接呈现了“新南方”内部的经济关系与地理关系的重构及其最初后果。

就此而言，“新南方写作”首先可以整合两个扎根于“新南方”的写作脉络：以广东打工文学为代表的底层写作和以广西地域性文学为代表的在地写作。它们都是赋予“新南方”以新颖性与规定性的历史剧变和地理重组所同时激发出的两个互相交织的面向。

近几年来，葛亮的《燕食记》和林棹的《潮汐图》为代表的作品出现，为“新南方写作”在底层性和现实性的基调上增添了文化和历史的新维度，赋予了“新南方写作”以更丰富的内涵和更清晰的整体性。也正是经由这些历史的、文化的写作，我们会发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南方”的形成有其漫长的前史，它在近代以来便置身于全球性的经济流动、国族冲突和文化交往关系之中。

“新南方”不仅在历史上是全球网络的重要节点，在当代也同样如此。在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和朱山坡的《胖子，去吧，把美国吃穷》等作品中，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讯息如此深入地改变着打工者与偏僻小镇青年的命运，“新南方”内部最封闭的空间似乎都千丝万缕地与最全球化的地域关联起来。更重要的，或许是“新南方写作”中所呈现的与东南亚的关系。例如，朱山坡的《越南人阮囊羞》和林森的《抬木人》都不约而同地处理越南女性与中国男性的夫妻关系的结成与离析。经由这一婚嫁关系的转喻，中越之间复杂的历史症结、社会交往和文化互动得以或隐或显地牵连而出，这种关系的书写，极少在其他地域的作家中看到。可以说，“新南方写作”展现出了一种想象世界的独特方式，这种独特性与“新南方”被纳入全球化的方式有关——它一方面与北方国家（地区）产生普遍的连接，另一方面与东南亚存在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关系。这是“新南方写作”需要整合的第三个扎根于“新南方”的写作脉络。

全球化背景下

新的文学地理空间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扎根于“新南方”的三个写作脉络，多向度地赋予“新南方写作”以整体性，使它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与冷战终结后全球化进程中的“新南方”的总结性写作。正如“新东北作家”也同样是这样一种总结性写作，区别只在于，“新东北”与“新南方”在这同一个历史剧变与地理重组的进程中处在不同的结构性位置，激发出了截然不同的现实后果和文学回应。

最近一些年来，全球化进程的剧变与中国发展阶段的变迁，也导致了形构“新南方”的内外关系发生改变。在外部，“新南方”与北方的结构性关系有所松动，与南方国家（地区）的关系则日益深化，特别是与东南亚的关系在不断加强（例如，东盟如今已是广东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内部，“新南方”的中心与边缘的旧有关系也有所调整。“新南方”正处在新的转型之中。在这一趋势中，“新南方写作”不仅可以是总结性写作，也可以是开端性写作。它第一时间直击“新南方”参与到当代中国突破原有全球秩序的诸般努力，也及时地聚焦“新南方”与其他南方国家（地区）正在深化和加强的经济和文化连接。在这一新的区域合作和文化交流的进程之中，一个新的文学地理空间已初具雏形，“新南方写作”完全有潜力进一步召唤、形塑和丰富它。

黄锦树、黎紫书等马华作家为代表的华语文学，或许可以放置在这一新的趋势之中理解。像黄锦树的《迟到的青年》《开往中国的慢船》和黎紫书的《流俗地》等作品，或天马行空，或细水流长，勾勒了华语文学的另一风景，中国与东南亚那些剪不断的历史渊源由是尽数显露。然而，他们的作品不应该也不可能放置在“新南方”原有的内外结构性关系之中，而亟须在“新南方”所置身的全新的历史进程、更为开放和深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交往关系之中理解其意义。就此而言，“新南方写作”所展望的不仅是一种全新的地理想象，也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想象和世界想象。

在如今我们所身处的新的历史变局之中，“新南方写作”的提出适逢其时。问题或许在于，不应该通过切割、分离的方式来凸显“新南方写作”的特殊性与规定性，而应该通过整合、延伸和连接的方式，将“新南方写作”置于更长远的历史剧变与地理重组的进程之中。一旦在这一进程中恰切地自我定位和潜能释放，“新南方写作”不仅将确立更为清晰的新颖性与规定性，也将开辟更广阔、更具未来性和普遍性的文学传统。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出版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