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耳创作的最新长篇《秘要》深入历史与江湖缝隙，重现了一个“盗中盗”的地下出版世界。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蓬勃文化的人总会对“武侠”怀揣异样的情感。那是一个汇聚起“影子”写手、私人印刷、黑书名录与拍卖、藏家与“淘金者”的武侠黑书江湖。田耳通过描绘早已湮没在过往岁月里的武侠小说中所展现的情怀、侠义与理想，表达对现实的深切关注。谈到如何面对变幻莫测的江湖，他说：“持守心灵，以不变应万变。”

从工作中“榨取”到生活体验

：田耳老师您好，据了解您是湖南凤凰人，那里钟灵毓秀、文化底蕴深厚，请问您的文学理想是否被家乡的文化所影响和塑造？

田 耳：其实我小时候待的那个环境对我没有太多影响，可能那个年代没有那么通透的媒体传播，大家对沈从文、黄永玉等湘西作家的影响力也不了解。我家里有沈从文的书，但我年纪太小，没有看进去，所以我的写作受他们的影响不大。但是我小时候经过比较严格的写作训练，整体的教育环境对我的影响很大。上世纪80年代教学改革，我们是教改实验班，教改方向就是写作，写作文换成写童话。我们班发表过文章的人挺多的，全班40多个同学，有30多个发表过文章，我属于比较一般的学生。我离开家乡以后回望，才发现那片土地的文学性很强。

吴玫臻：您在20岁出头就写出了短篇小说集《衣钵》，那个时候除了写作，您还在做什么？这些经历对您后来的写作带去了什么？

田 耳：我在简介上说我干过六七种职业，其实我跟着同一个老板，他的业务比较宽泛，有矿山、有空调店，他干啥我干啥。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我早就想当作家了。我小时候印象很深的一本书是高尔基的《我的大学》，书里写到社会就是作家的大学，一个作家要研究社会，这个认识我很早就有。所以我主动要求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我有意地为日后的写作做准备。当时我还不是作家，所以能看到很多真实的东西，我用心地记录下来，包括和当地人的聊天、听他们讲故事，有时候感觉自己是在假借工作“榨取”生活体验。回首过去的20多年，这种体验很有益，对我之后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

吴玫臻：新书《秘要》是一部关于武侠黑书的长篇小说，您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田 耳：两段经历和一个触发点让我产生了创作这本小说的想法。武侠是成人童话。我小学四年级开始看武侠，看完《射雕英雄传》后就把童话淘汰掉了，拿郑渊洁换金庸。1990年，我读初二时写了一部长篇武侠，20万字，名字就是《秘要》里面提到的黄慎奎的《碧血西风冷》。初三时，我爸把我的小说拿给一位认识的杂志主编看，结果他一看是武侠小说，就说“这个我们不能发”，然后指导我看杂志，让我知道杂志发表的文章是什么样的。

上世纪90年代初恰逢中国当代文学“井喷”时期。我买了1992年《人民文学》的年选上下册，里面有《活着》《石门夜话》《晚雨》等。我还拿给同学看，同学以前不看小说，一看觉得太好看了，所以我当时的印象就是纯文学比武侠还好看。那是第一段经历。七八年前我开始收藏武侠黑书，这个领域有相对较大的收藏群体。我们现在上网淘书，有一个外人不知道的行情就是正版的武侠小说没人收藏。武侠黑书就指1983年到1991年地下的印刷物，而且品相好的书才有人收藏。那时候的黑书不能私人购买，要买就得从书库买，卖不出去就回浆，所以这种黑书品相好的非常少，我现在收了差不多一千种。

在台湾写武侠的作家，很多是从大陆到台湾的军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子特别难过，因为他们文化程度还不错，就写起了武侠，结果因此改变命运。我曾找到一个素材，说一个军情局的特务也写小说。我把特务写武侠、我小时候写武侠和收藏武侠黑书的经历全部结合了起来，就有了创作《秘要》的冲动。

复原已经消失的情感状态

吴玫臻：《秘要》当中有两条故事线，一条是黑书江湖，一条是真正的《天蚕秘要》的作者牵出的间谍故事线，您如何将两者线索接轨，形成一个虚构与现实紧紧交织的闭环？

田 耳：您说的问题恰好是这本小说最大的一个技术点。当时我的初稿花了较长时间让这两条线对称。黑书这条线最重要的人物是黄慎奎，毋庸置疑，另外一条线的重要人物是高沧(黎本忠）。这两条线其实风马牛不相及，初稿时我写黄慎奎为什么把《天蚕秘要》当成第一缺本，因为当时他在看《天蚕变》，后面我觉得太牵强，没有说服力，情节没有达到预设。从两条线本身来看，是没有任何对接可能的，那怎么办？只有在延长线上对接，那就是小说中的柯姐、小丁等人假借《天蚕秘要》来推送黄慎奎的作品，这两条线如此铆合，我很满意，特别兴奋，许多细节的东西也迎刃而解。

吴玫臻：作品里的“我”不止一个“我”，请聊聊塑造主人公的思路。

田 耳：我的成名小说有个特点：双男主，有点类似于福尔摩斯和华生，用旁人的眼光看福尔摩斯，还有包括《天体悬浮》在内也是双主人公，这是我的特点，也是我喜欢用的写作手法。在新的小说里，我干脆写成了三个主人公，但实际上重要的还是两个，这好像是思维惯性导致的写作方式。

吴玫臻：《秘要》中您最喜欢哪个人物？

田 耳：我比较喜欢纪叔棠。这个小说我写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老是想复原当时人的性格，不客气地说，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性格都变化了，当年人的那种腼腆尴尬甚至有点麻木的状态，现在普遍没有了，但是那时的人更加真实。纪叔棠的原型其实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地方上的作者，经常在地方报纸的副刊上发表“豆腐块”，我很喜欢和他聊，因为他一成不变，穿越到最初写作的现场，很舒服的。我到外面找别的作家一聊就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这种世界级的作家，虽然高大上，但其实没几个聊得特别透，这成为一种标准言谈。小说里丁占铎为什么和纪叔棠关系这么好？因为纪叔棠处世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对丁占铎有指导意义，我写这段关系是想复原现在已经消失的情感状态。

要以不变应万变

吴玫臻：《秘要》里涉及很多专业性的内容，比如“纪叔棠摊开手中那册书，指腹抠摸字迹，像是读盲文，再用放大镜查看油墨的洇痕。墨是老墨，本来干掉，添入补水剂、柔化剂化开再恢复使用”，写得细致入微，您有直接经验吗？或者有过调查研究。

田 耳：这一段是我虚构的。电脑雕铅版仿当年的铅印，这是不可能有的，理论上可以有，但这个成本是极高的。这就是小说家的本事，虚构是基本功，我自己不承认，你就会认为是真的。我认为虚构和非虚构是没界限的，如果把逻辑加进来，那么有很多眼见并非为实，但虚构，它有理论上的存在，也是真实的。实际上，我在虚构上很下功夫，包括我在《天体悬浮》里虚构了残余听力，也就是听不到声音，但是能感受到声波。我会用学术体和严谨的语言来虚构，一段文字可能几百字，但我要用一整天时间，煞有介事，我觉得在小说里面玩这些细节是最开心的。

吴玫臻：您觉得这部作品跟以往的作品相比最大的超越是什么？

田 耳：这部作品写作细节特别实，有想象力，但整体还是比较遵从逻辑。在以往写作中，我绝对不会写纪叔棠去地底下挖书，花半年时间挖一堆盗版书之类，这个谁信？但《秘要》既然对标武侠情节，武侠都有挖宝，寻找秘籍，那纪叔棠去挖黑书我觉得是成立的。其实我以前的写作有点偏工笔，在这之后我希望是兼工带写，要有更多的写意，我喜欢在工笔和写意两边兼具的状态下把小说写得更恣意淋漓，替自己寻找写作的快感和乐趣。

吴玫臻：目睹了物质、生活和人的性情迅速的改变, 您认为永远不变的是什么？面对变与不变你有何感想？

田 耳：我从小就热爱写作，小时候受过专业的写作训练，但是我写出来以后也不确定能否发表。在我们那个小地方，身边的朋友也看不出我的小说的优劣。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在大学里教写作，现在的学生只要稍微写得好一点，即便还达不到发表的水平，老师都会帮助修改和推荐发表。我觉得他们的机遇特别好，也很羡慕。如果我当时以大学生的身份写《衣钵》，肯定第一时间就能发表。回过头想，那几年其实是我最怀念的时光，我还是觉得“不要变”，这其实也是一种自我认可。

我一直认为小说得有意义，但所有意义的呈现靠故事、靠情节、靠细节，否则意义就变成了说教。小说不仅要写得好看，还要给人不低俗的感觉，这很不容易。当下的小说让人读上瘾，这非常难，算是一门近乎失传的手艺。小说有没有意义，是读者说了算；能不能写得好看，是写作者可以把握的。

我们其实只有能力活在当下，要跟自己的记忆保持距离，更从容地过下去。以前的作家，比如碧野写《天山景物记》，作家和读者存在信息差，读者想了解信息就得看作品。但是现在作者没有任何优势了，你怎么去写？这不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吗？现在要认定谁是作者、谁是读者，其实是模糊的。我给学生讲课，一直强调合法性——凭什么你来写，别人来看，作家一定要考虑这个问题，这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只有持守心灵，以不变应万变。

吴玫臻：接下来您在创作什么题材的作品？

田 耳：我正在写的作品叫《纵浪》，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我们这代人从人的社会进入了人机社会。我也写了机器人，以前机器人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现在机器人已是现实主义小说里常见的元素。在我的小说中，机器人用来见证我们穿越生存状态。我想表达我们这一代人40年的变化，看似波澜不惊，其实经历了巨大变化。《纵浪》出自陶渊明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我们身处在变革之中，要保持一种从容和淡然。

吴玫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