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裔作家赫尔南·迪亚兹的小说《信任》捧得2023年普利策奖小说类奖项。《信任》聚焦一位经历“1929年美国股市危机”，却依旧风生水起的金融家。迪亚兹在书中次第揭开了他是如何通过资本置换权力，进而用权力扭曲现实的全过程。组委会评价说，这部小说是“在资本为王的国家里，对权力与爱情展开的复杂审视”
继第一部小说《在远方》（In the Distance）入围普利策奖之后，赫尔南·迪亚兹（Hernan Diaz）的第二部小说《信任》（Trust）终获2023年普利策小说奖。《信任》由四个独立部分构成，包括小说中的小说、未完成的手稿、回忆录以及日记，看似分散，实则紧紧围绕同一位金融大亨的事迹展开。迪亚兹借助不同人物的不同视角，还原财富积累的过程，揭露金钱用于置换权力、掌控话语权进而扭曲现实的真相，试图探讨金钱与阶级的复杂关系。
描写美国上流社会的小说大多集中于剖析财富带来的痛苦与迷茫，如华顿、詹姆斯以及菲茨杰拉德等人的作品，极少阐明财富来源的细节。这是美国文学的一大“盲点”，也是迪亚兹尝试弥补的空缺。迪亚兹在《信任》中详细描写了安德鲁·贝维尔（Andrew Bevel）在喧嚣的上世纪20年代走上财富巅峰的全过程。此外，迪亚兹特别强调“侦探小说”的重要作用，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他说道，“侦探小说教会我们……这个现实不是给定的，而是需要被解读的。”《信任》需要读者对“真相”有敏锐的洞察力，明确四种不同体裁所起的作用。不同叙述者站在不同立场，有着不同诉求，因此，他们向公众展示的内容均有特定目的，且金钱多少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读者需要在反复思考中深度挖掘：谁掌握话语权，谁可用金钱换取权力，重构现实。
《信任》展示给读者的“真相”是多层次和不确定的，每一部分都是对前一部分的反驳与修正，每一位叙述者似乎都更接近真相。第一部分为小说中的小说，由小说家哈罗德·凡纳（Harold Vanner）以金融大亨安德鲁·贝维尔为原型写就，呈现主人公本杰明·拉斯克（Benjamin Rask）完整的致富过程，着重批判1929年经济危机时本杰明的金融阴谋。凡纳在小说中将本杰明塑造为一个反英雄人物：他性格孤僻、冷酷无情，违背社会道德，忽视经济规则，操控金融市场导致股市崩盘。这极大地迎合了普通大众对金融大亨背后机密的想象，因此小说自出版以来销量极好。然而，贝维尔本人对此非常不满。他认为，凡纳的小说是对自己的诽谤与诋毁，并声称，他所取得的成功恰是其行善的证明。“未完成的手稿”由此诞生。“回忆录”由贝维尔的写书速记员艾达·帕滕萨（Ida Partenz）在老年创作，意在揭秘被贝维尔隐藏起的真相：其一，她帮助贝维尔创作“自传”是受生活所迫且忌惮贝维尔的权势，并非基于现实。其二，帕滕萨指出贝维尔收购凡纳出版社的控股权，下架小说，且确保在这个城市（或者在伦敦、新德里或悉尼）没有一个出版商或编辑会接受凡纳的作品。显然，贝维尔掌握绝对的话语权来重构自身形象。小说最后一部分为贝维尔的妻子米尔德丽德（Mildred）写的“日记”。看似由米尔德丽德自己完成，具有较高可信度，实则为帕滕萨的翻译本。至此，《信任》中的真相已全部重构。普利策奖评委会认为《信任》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它以过去的美国为背景，通过不同文学风格的相互关联的叙述，探索了财富、家庭和野心等主题”。
“不可靠叙述者”是迪亚兹用于揭示《信任》主题的独特写作策略。迪亚兹利用不同形式的嵌入叙述来实现叙述间不可靠性，从而不断重构事实。在这些叙述者中，没有一个人拥有更优越的地位和知识来权威化自己的故事。在这种情况下，文本中相互冲突的多重视角建构，导致所有叙述者都是不可靠的。凡纳的小说一定程度上是对贝维尔生活的改编和润饰，但贝维尔在自传中也同样会选择描写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帕滕萨的“回忆录”看似为了揭秘被贝维尔隐藏的真相，实则是为其写作重新寻找素材。《信任》的每一部分都是完整的故事，表达完整的主题与思想，但它们都只是迪亚兹作品中的四分之一，且与后续部分描写的真相有较大出入，由此引发读者思考：谁才是真相的忠实讲述者？他们分别表达怎样的价值观？迪亚兹将不同的文学形式并置，形成强烈对比，看似是在揭示真相，实则借助不同形式的文学体裁表明——自传、小说、回忆录甚至日记都不是现实的直接记录，而是被建构的生活，都体现作者的意识形态，尽管凡纳的创作动机并不明朗。迪亚兹在小说中通过帕滕萨父亲之口，阐述了不同形式与真实性之间的微妙关系：
虚构无害吗？看看宗教。虚构无害吗？看看被压迫的群众，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足，因为他们接受了强加给他们的谎言。历史本身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一个战胜者的虚构故事。那么现实呢？现实是有无限预算的虚构。就是这样。现实是如何获得资金的、通过另一个虚构：金钱。钱是这一切的核心。
可以看出，迪亚兹认为金钱是可以操控话语、改写现实的。“文学”都有其可信与不可信之处，需要读者自己把握。此外，帕滕萨的“回忆录”还体现了德怀特·麦克唐纳所说的“非常规新闻写作”。这种形式“既利用了新闻的事实权威，又利用了小说的氛围”。帕滕萨在“回忆录”开头将自己置于旁观者的位置，与贝维尔没有利益牵扯，以此增加其叙述的可靠性，而且，她作为贝维尔的写书速记员直接参与过贝维尔的生活，这使她的叙述给人一种权威的感觉。但随着《信任》情节的深入发展，读者会发现，帕滕萨之所以重温这段记忆，是因为她认为“这些谜题必须悬而未决才能为我的写作提供素材”。可见，帕滕萨在利用自己的作者身份来实现创作自由。她受雇于贝维尔，为他创作“自传”，但由于贝维尔死于突发心脏病，“自传”并未完成。因此，已出版的以贝维尔署名的作品——《我的一生》，仍然存在很多不可信因素。
贝维尔自传中的碎片化写作手法，也是迪亚兹揭示人物真实心理的巧妙方式。尽管贝维尔声称，创作“自传”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米尔德丽德的形象，但其对米尔德丽德的描写篇幅并不多，且他在称赞米尔德丽德时，始终处于“上位者”的姿态。他从自己父辈谈起，为其暴利行为寻找合理解释，并为其借助金融阴谋取得的成就披上“改善后代人生活”的慈善外衣。而“自传”中关于米尔德丽德的故事只有寥寥数笔。
《信任》最大的特征是“现实”嵌套“现实”，“真相”推翻“真相”。“权力”与“历史”交叠，构成了《信任》的双重主题。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需要不断反问：谁拥有权力，他们如何获得权力，如何维护权力？历史是如何被决定和分享的，谁拥有讲述故事的话语权？迪亚兹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表示：“观点与权力有关，我们都希望有权力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作者张云秀系郑州大学研究生，张建国系郑州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