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对文艺界来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了中国当代文艺的基本问题域及其解决方向，即坚持“第二个结合”，真正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即“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文明成果。
文艺领域“古今中西之争”的发生及过程
“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的出现，提出了中国文艺的现代形态追求，而带来的问题便是“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倾向”
在中国文艺领域，所谓“古今中西之争”是指，在古代文艺与现代文艺、中国文艺与外国（特别是西方）文艺之间，一度存在谁新谁旧、谁优谁劣的问题。
本来，中国文艺独具优势——无论从作品的数量规模、延续性的角度，还是从文艺审美本性的充分发扬与建树上，自古以来便形成了“星汉灿烂”之景，足以在世界文艺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席位。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lane）在他新近的著作中就说，自己曾相信，诗歌是英国人对世界文学最伟大的馈赠，但到访并了解中国后，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观点。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人口数量远多于英国，有记载的诗歌创作史也远早于英国。一些具体数据，或许能进一步说明中国诗歌的非凡创造力和巨大数量。艾伦·麦克法兰说，自己也许可以说出50位英国诗人的名字，并知道其中大约10位生于何处，或在何处度过了他们的大半生。但有地图标记了中国诗人及其家乡，上面有唐代诗人2625人，宋代诗人2377人，明代诗人3005人，清代诗人2079人。要想了解过去1500年来的10000多名诗人的行踪，这是无法做到的。
与近代文化史相吻合的是，文艺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的明确发生，是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在反思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原因时，先进知识分子的思路最终指向文化，首当其冲者为文艺。《新青年》1917年第1期杂志刊登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提出了文学改良“八事”，这“八事”的核心就是文学必须采用新的革命性的文体——白话文，抨击“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实质上对传统中国文艺话语方式进行了根本性颠覆。然后，陈独秀也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由于这些主张迥异于传统文学，于是出现了新文学、新文化的概念。然后，新文学、新文化的概念中加进了大量欧洲文化与文学的因素，客观上形成了“古今中西之争”。
新文化运动不只是见之于理论，还发生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创作实践。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被称为文学革命的“实绩”，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的文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应该说，如此产生的“古今中西之争”，积极意义是反省了中国传统文艺的固步自封的倾向，提出了中国文艺的现代形态追求，而带来的问题便是“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倾向”——中国的是旧的，旧的是不好的；外国的是新的，新的是好的。对中国文化过度失去信心，以胡适之论为极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由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成功，1949年以后西方势力退出中国。于是在一段时间里，“中与古”不及“西与今”之文化比较模式，一度有所收敛。当然，这里还横插入了1950年代苏联文化艺术对中国的影响问题，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此处不赘。
19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客观上，西方文化与文艺的影响又再度进入中国，于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与古”不及“西与今”之文化比较模式再度抬头，某些激进人物步胡适之后尘，提出：“在立足于改革与开放的当代中国，要想确立真理，就必须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以西方的异质文化为参照系打破传统文化这个惰性极强的庞然大物。”一时间，中国文艺界出现了“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倾向。
在中国追赶世界的过程中，出现这些观念并不奇怪，全球文化史都有此种现象的存在。但是，当中国崛起于世界之时，当中国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时，难道还可以容许“中与古”不及“西与今”之文化比较模式存在吗？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断然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中国人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既拒绝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盘西化”倾向，同时又坚定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拒绝简单的复古主义
我们之所以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中国的崛起当然是其重要的历史平台，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的世界影响都不可能脱离其强大的物质基础，这是唯物史观所坚持的基本判断。而从思想资源以及运用资源的方法来说，那就是我们有了“第二个结合”这个思想武器。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要意义，在于解决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应对接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否则就会发生教条主义的错误；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之主要意义，乃在于开创一种崭新的中国思想话语——即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前面已述，20世纪初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使得“古今中西之争”成为一个突显的问题。事实证明，如果时间一直停留在新文化运动，这个问题不会自行获得真正解决，一方面是中国的相对落后是客观的，发展起来有待时日；另一方面，西方文化艺术对几乎凝固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其新鲜性尚能再持续许久。也就是说，还会有很多人坚持“中与古”不及“西与今”的观点。但是，历史自有其规律，就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疮疤被揭开，露其丑陋；与此同时，另一个同样来自欧洲的思想进入中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揭露和批判西方的资本主义弊端，但它又积淀着欧洲思想的精华——从古希腊传统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那些一度热衷于一般欧洲思想的先进人物，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很快就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于是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反映了一种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而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站在21世纪的历史平台上，如何理解“‘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呢？思想解放是与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要从两个结合主体因素说起。我们要破除一切非此即彼的、绝对化的思想障碍，全面准确地理解与把握“两个结合”主体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认为，在目前的国际关系背景下，中国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只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甚至试图简单恢复传统命题及其话语形式，抹除掉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痕迹。这就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了，而是单方面的复古主义意图。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明确指出，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简单的复古主义显然是有悖于思想解放的。
我们必须注意，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处处强调的是现代化和创新，如“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我们当然不能消灭古老文明，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也不能发生文明断裂，但是，其目的全在于现代化。
在讨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这个历史性问题时，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说：“正是在‘五四’运动所产生的这种新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环境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转向了俄国革命的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范围的革命性变革的理论。”“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又要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的统治，因而出路只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位学者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双重属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的统治”，乃是指马克思主义是否定西方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立场的，拯救了被西方列强蹂躏的中国；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内含了现代化的思想，让我们思索如何推动暂时落后的民族走向现代化——要走向现代化就要对沉重的文化传统进行革故鼎新。
1949年，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深刻地进行了一个对比：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是“高度文化”；而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高度文化”相比较，马克思主义“不知要高出几多倍”。毛泽东的论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二个结合”中的特殊地位。中国人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既拒绝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盘西化”倾向，同时又坚定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拒绝简单的复古主义。
以“第二个结合”推进中国文艺的新创造
中国文艺的现代化方向和路径何在呢？“第二个结合”的理论给出了答案，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就文学艺术而言，中国的传统文艺在时间上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形态性质上璀璨华丽、光彩夺目，加以挖掘、继承并发扬必定有利于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也会不断刷新全世界的文化眼界。一种与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化文艺也是文化史的呼唤。即使如毛泽东这样深谙中国传统之精髓的文化大师，亦认为，“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以中国诗词而论，毛泽东诗词是中国古典诗词穿越时空之后的独特华章。但他也并不因此过高评价诗词创作。1950年代，毛泽东几次谈及，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律、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因而不宜在青年中提倡。文学史上，明代以李梦阳为代表的一批人，“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这本身就反映出传统文艺已形成自己的惰性，需要进行现代化的革新。
中国文艺的现代化方向和路径何在呢？“第二个结合”的理论给出了答案，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这种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文化”：一方面，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艺、深入领悟中华美学思想的同时，断然拒绝“全盘西化”的幼稚行为——毛泽东就理性认为，“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另一方面，拒绝“全盘西化”不等于不需要学习吸收欧美的现代文艺创作风格与表现形式，更不等于不需要文艺的现代化。文艺界必须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二个结合”的主体因素的审美意义认识。
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了学习吸收域外文艺的安全通道：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的消极面是持批判态度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审美经验和美学思想集中了19世纪以来欧洲现代文艺美学的精华。就马克思个人来说，他对古希腊神话艺术魅力的称颂，对中世纪宗教式的愚昧文化控制的批判，对文艺创作百花齐放状态的向往，对文艺复兴典范作家作品（特别如莎士比亚）及启蒙主义精神的高度评价，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体现的人类基本价值观的肯定等等，都足以为中国传统文艺加入科学理性的视野和新鲜的营养。马克思最伟大的基本审美理念——审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形式，有利于改革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之审美阙如（这只是总体而言，韩柳欧苏等大家是注意到审美性的），又足以去质疑西方文艺中的现代主义的“直觉即表现即艺术”观以及后现代主义中种种儿戏之风。特别是，马克思在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时期，敏锐地预言“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这是中国文艺的现代化所必须跟进的。
有了“第二个结合”，“古今中西之争”终获解决，同时，与中国崛起地位相称的中国现代文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才真正成为可能。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