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网络报刊上铺天盖地的歌词，真正能打动人心灵的很少，落入窠臼、毫无新意的歌词占了多数，凸显出的一个普遍弊病是——这些歌词本身，缺少了诗性的光芒！

这里说的诗性的光芒，就是指深具内涵的，经得起推敲的，拥有诗意的、想象的，充满哲理的、独特的，并自带音乐之美感的，能引起人心灵共鸣的东西。正如有词作家说：“能够把诗和词糅合一体，既通俗易懂，又极具文采，这样，我们的词坛就大有希望了！”

歌词只有具有了诗性，具有更动人的文采，才能够离开曲子也能独立存在，即使没有曲的辅助，依然有一种吸引人的美。记忆深刻的有一首歌，出自诗人余光中笔下的《乡愁》：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这是一首完完全全独立的诗歌，余老写于1971年，表达了渴望祖国统一的情深愿望，又将亲情、爱情、乡情交织着的缠绵忧伤的乡愁描写得淋漓尽致。也正是这样一首诗歌，上世纪80年代曾被谱上曲，广泛流传。像这样既能独立成诗，又能谱曲传唱的，才称得上真正的歌诗。很显然，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没有切切实实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没有诗人的博大悲悯的情怀，是断然写不出这样的歌诗的！

老一辈的一些词人又是诗人，诗人亦是词人。著名诗人徐志摩可以说是现代流行歌词的鼻祖，他的那些诗很多竟都是可以直接谱曲的，《偶然》《再别康桥》《雪花的快乐》《月下待杜鹃不来》《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沙扬娜拉》这些诗歌都已被谱成了曲。我想他在作诗的时候心中一定是有音乐的。曾几何时，作曲家一边感叹找不到好词，一边把目光投向了诗歌，一时间“诗已成歌”风靡一时。如林徽因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首桃花》，海子的《九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舒婷的《致橡树》等都已被谱曲，有的还不止一个版本，在歌坛起到一定的影响。

如此看来，现代歌词和诗歌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它们有时像孪生姐妹那么像，有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幻化，然而却有人把歌词归为“二流的诗歌”，那是他并不完全懂词，因为他掌握不了将歌词写成“一流诗歌”之秘钥，而且对词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其实写词完全可以像写诗一样，不必有常见的一连串的排比，不必有严格工整的对仗，不必一韵到底。歌词一旦拥有了诗性就会更加自然、自由奔放。

歌词好写吗？太好写了！快者数小时，甚至几分钟，一首歌词便应运而生，有灵感闪现的令人叫绝。歌词难写吗？太难写了！慢的数年，甚至更长时间，一首歌词写好后压在箱底，酿了又酿，改了又改，还是不尽如人意的也比比皆是。

由于歌词的诸多局限性，似曾相识的句子总是太多，有独创性的句子总是太少，我们似乎年复一年地写，又年复一年地重复自己。有些人写了多年歌词，却没有出来一首，于是开始自怨自艾、自暴自弃，认为自己时运不济，怀才不遇，把责任都归咎于外因，却没有从作品上认真剖析不成功的原因。

其实优秀的曲家都明白，挑对了词就等于成功了一半。然而歌词好坏的尺度有时却又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何谓好词？能唱流行的就一定是好词吗？当然不是！街上可以听到大把大把的口水歌，唱着廉价的爱情，可这些歌流行一段时间便也销声匿迹了，一种快餐文化而已。但又无可否认，一些流行歌曲的成功自然有它成功的道理。

认为能流行总比不能流行好，又导致了词作者认识上的误区，不少词人热衷于写口水歌，也不管歌词的内涵和诗性，以致无病呻吟、样貌低俗、人云亦云的句子满天飞，最终也只能湮没在茫茫词海里。对于写词，现在很多人越来越趋向于“像写诗那样去写词”，其实这是对歌词里的诗性的呼唤！人们对太直白的文字越来越感到审美疲劳，而那些具有陌生感的语境，不按常理写词的方式，人家难以模仿的格式，脑洞大开的修辞手法越来越受大众的追捧。综观当今歌坛，深受大家喜欢的歌曲也多了起来，比如词人董玉方写的《父亲写的散文诗》，词作家克明写的《往日时光》，王海涛作词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唐恬写的《如愿》《孤勇者》《人世间》……可以说这些歌曲的成功首先是歌词的成功。而这些优秀的歌词本身就是一首诗。细细品味，每一首都具有深刻的内涵、独到的视角、独特的个人体悟，写别人所不能写，却能够引发人们内心的共鸣。

这些成功歌曲的案例告诉我们，要真正写好一首词是多么不容易，作者自身除了有才华，也要饱读诗书，有自己的思想，或者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经历，去过很多地方，听过很多的歌……

当然，好词还需遇到好曲。每个作曲家的内心音乐旋律感都不尽相同。同样一首歌词，有的曲家很喜欢，有的曲家却无从下手谱曲。有时候这真跟歌词好坏无关，但一首歌词，如果众曲家都争相谱曲，那一定称得上是歌词中的佼佼者了。而一首原本一般的歌词，经过作曲家的精心打造、修饰提携，跟着歌曲一炮而红也是说不定的。

我们曾经是一个伟大的诗的国度，翻开《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许多极具个性的妙语佳句于千百年后的今天，依然能够让人怦然心动。方文山的出现，使流行乐坛刮起了一股中国风。习惯了二段体、八句式的歌词模式，习惯了一板一眼规矩守正歌词词风的人们，对方文山笔底纵横、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的创作方式叹为观止，一时间争相模仿、从之者众。方文山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能于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中自然糅合大胆合理的、诗意的想象。要使歌词作品融进诗性，这种想象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这样的想象，他的词才充满画面感和空间感，凸显意境美，给人赏心悦目的感受。

给歌词多一些诗性的光芒，不妨从古诗词里汲取一些灵感和养分。有了这种光芒，我们写出来的歌词才能散发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魅力。有词作家说过：“词作者之间最终较量的是内在功夫，文化底蕴和综合实力。”在歌词创作过程中，很多人常常会感到力不从心词不达意，因为所学不多，记忆库里储存的东西有限，特别是对历史对大千世界了解的欠缺，有时明明知道该怎么写，却苦于灵感迟滞而无从下笔，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没错，一个词人如果两耳不闻窗外事，不及时给自己充电，就只能陷入故步自封、画地为牢的境地。如方文山创作《兰亭序》，试想他没有事先深入了解《兰亭序》产生的年代背景、历史典故、王羲之其人与中国书法等方方面面，如何能够游刃有余地去驾驭一个大背景下的唯美的爱情故事？

歌词需要诗性，但不等于说歌词要诗化，毕竟歌词是要唱给普通大众听的，要雅俗共赏，便于传唱。过分诗化的歌词读起来拗口，唱起来别扭，听的人也一头雾水，就失去歌词的意义了。

已故词坛泰斗乔羽先生曾说，歌词创作要“寓深刻于浅显，寓隐深于明朗，寓曲折于直率，寓文于野，寓雅于俗。”一个“寓”字谈何容易。一个“寓”字，不仅是高明的手法，还有高妙的意境，高深的智慧。写出好歌词真如一门玄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歌诗歌诗，亦歌亦诗，可歌可诗。“歌词是能唱的诗”，一个好的词作者，往往是半个作曲家，也应该是半个诗人，歌词创作最终应该回归本真，一些炫技的，太过华丽的，或者太过粗俗的东西，都会被时间的河流淘汰，而沉淀下来的，永远是诗性的光芒。

（作者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