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程路上，并行汽车里的人忽然隔着车窗给你拍照。你内心一颤，一身尘灰在火光里抖落了下来。”
——肖水《兴隆寺》
在一些公开的场合，肖水似乎不大愿意谈论自己早年作为青年小说家的经历，但恰恰因为曾经写过小说，肖水的诗歌便呈现出突破既有抒情诗面貌、另辟蹊径的构思方式，显示出独特的质地。如果说在2012年出版的《失物认领》《中文课》两部诗集中，肖水的叙事相对显得笨拙的话，从2014年的《艾草》开始，肖水逐渐寻找到一条突破叙事之滞重的形式路径，从而使得作为方法的叙事，能够贯通在诗的文字间，辅助于营造一种轻盈的抒情意味，以使诗里那些现代人破碎的情感生活，更贴合于孤立、离散的生活实感，而又渴望着一种具体的、生命的联结。尽管这样的联结在诗歌的叙写里，最后总是昙花一现、走向失败。
这个方法便是“新绝句”，也便是在8行以内4行左右的“超短诗”形制之内，对诗歌所呈现的人物关系的时空片段参差地加以调动，在一些或许可能提供暗示和吃重的地方轻轻提笔一勾，然后跳转到另外的叙事时空，短短几行就给诗歌内部的呼吸带来错落起伏的层次感，也给读者留下思忖和咀嚼的空间。在4行左右的“新绝句”实验之中，诗歌分行带来的那种在诗的形式内部构建节奏和情感层次的方法，与短篇小说中叙事所带来的对情节截面的经营灵动地结合在一起，整个诗歌的内部也由此轻盈地运转起来，诗歌所要表达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的层层波澜与暗影，在诗人对一些情感内核准确的提示之下，借由人称的交互、打乱事件的时间线且不时宕开一笔的叙事技巧，漫不经心地给展览出来，既让读者不时喟叹那个“故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也让读者恍然，这原来正是当代生活里人与人情感的实相，是一些曾经有过的、或深或浅的联结在后来的时间中轻飘飘地离散，或忍痛着失却，由此又回到那个“抒情”的内核，它本质上通联于一个现代的孤独个体，如何寻求其自身的生活的位置。
《艾草》之后，在新的诗集《渤海故事集》中，肖水将“新绝句”更进一步延伸和具体化为“小说诗”的构型，更自觉地在诗歌的情感组织方式上运用短篇小说构建叙事片断的技巧。在“自渡故事集”“南溪故事集”“末路故事集”“云雀故事集”“上海故事集”“南岭故事集”“江东故事集”“太原故事集”“渤海故事集”等本身形制便有些像独立的微型小说的诗歌之中，我们看到诗人对“超短诗”的形式实验臻于成熟，每一首诗也趋于完整，完成度很高，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可被识别的形式风貌。而到了最新的诗集《两日晴，郁达夫》，诗人对超短行的“小说诗”的形式自觉又被再度构建为“绝句小说诗”的体式，这是对“小说诗”的进一步具体化，它提示读者这些诗既带有叙事的风貌，每一首诗里都刻画着具体的人与事，这些叙事的成分又并非是滞重、黏连的，而是有着轻盈的跳宕和组接，有一种流动起来的呼吸感。它们同样用字俭省，只是造境和勾勒，提示关键的情绪之眼，四行之内也是独立完整的诗歌天地。
颇有意味的是，诗人用“小说诗”来指涉诗集里被命名为“故事集”的那些叙事短制，而不是用“故事”或“故事诗”这一命名来指称它们。熟识现代小说的读者应该都知道，现代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小说”是从民间故事所仰赖的集体生活和集体性的群众历史中抽离出来的一种状态，尽管仍旧在“讲故事”，但讲的已经不再是集体生活中人与人亲密联结的古老故事，而是“中产阶级的孤独”，是一种个人化的、孤独的、单子的生活，而因为失去了向外与他人构建积极伦理联结的能动性，现代小说的作者已经不再是收集、演绎集体生活经验，乃至本人即生活于集体生活中的“讲故事的人”，而是蜕变为一个不断向深度的内在自我结构挖掘的、有着内部的纵深感的“个人”，其所讲出的“故事”便不再向外敞开着通向某种集体的、人与人群聚和联结的共同生活，而是向内塌缩为一种孤独的、个人从群体及与他人的真实关联中离散的个人生活。
在肖水这里，无论是“新绝句”还是“小说诗”还是“绝句小说诗”，诗人对“小说”这一叙事成分的引入，都试图在通常诉诸私语和独白的抒情诗模式中唤醒一种人我间真实的情感关联。在某些很小的瞬间丛聚、亲密起来的细小断片，汇集为《两日晴，郁达夫》这本诗集中最令人动容的时刻，它们是对以内我为标的的“抒情”增加伦理重量的尝试。但是，不论是肖水之前的《艾草》《渤海故事集》，还是新近出版的《两日晴，郁达夫》，我们都看到一种叙事与抒情之间、“故事”与“小说”之间的张力，那些非常宝贵的、闪耀着光芒的人与人联结的时刻，是那样的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在几乎每一首诗的末尾，珍重的联结重又散落为彼此的分别和失去。由此，在肖水的诗中，“故事”并不意味着真的有了故事，而是“故事”最后离散、消逝了，所有的“故事”都通向失去，既通向现代小说中那个孤独的个人，也通向抒情诗中那个孤独的“我”。肖水在诗中运用“故事”的叙力，本是用于建构“关系”，“故事”的叙力促成了“诗”呈现出它们丰满的肉感和交互的情感次第，但“抒情”之核又在一首首诗中将所建构的关系一一销毁，使诗中的每一个人遭逢孤零、创痛的结局。由此，“诗”虽然获得有类“故事”的形貌，但其情感的实质却与一篇篇微型的现代小说无大差异，只是由分行的诗语道出，“小说”与“诗”因而可以并列在一起。
在肖水的诗里，人与人之间错落又微薄的点滴情事，往往被故意打乱的叙事时间线给编织成雾气一团的暧昧图景，但仿佛内部又包含一条清晰的情感的轴心线。那些联结总是那么不稳定、破碎，看不到继续的远景，甚至连诗人自己都对那些无辜而零落的爱失去信任，它们只是一些发生在过去、现在不再有、未来也不会到来，在记忆的幕布里无声留下的长长的残影。在这个意义上，肖水的诗也可以用来诊断当下当代诗写作境况中那个伦理性的难题和困境，即仅仅保持通联的愿望是那么脆弱，而保持通联的有效方法又尚未习得，人物在一种总体性碎裂的时代背景中，遵循着向下沉沦的情感逻辑，而沉沦注定只会通向失败的结局。肖水的“绝句小说诗”呈现了这样的困境，而它珍贵的地方或许恰恰也在这里。
（作者系青年诗人、学者，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