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孙俊的散文集《滨江之恋》，不禁对作者笔下已经远去的故乡——长江新济洲的变迁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者通过现代语境下普遍的乡土意识、怀旧表达及疏离的生命体验，尤其是从叙事主体、叙事主题和叙事空间三个维度，以直抵人心的对故土家园浓烈乡愁的情感表达，及对当下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散落的集体记忆和三重空间的建构机制，阐述了自己的家国情怀，使该书充满知性、理性与诗性的魅力。

回望乡村，

唤起人们对乡土的集体记忆

新济洲，是位于长江下游地带的南京与安徽接壤之处的一个长条状小洲，目前总面积约8.5平方千米，成洲于清朝嘉庆年间，距今仅200年的历史。起初，这里是大清政府金陵救济局的江上救济洲，后来成了四川、湖北、安徽等沿江地区渔民的栖息地，并逐渐演变成村庄。最多时这个洲上居住着4000多口人。2001年，根据国家“平浣行洪，退耕还江”的总体规划，洲上的全部居民被安置到南京市江宁区的各个乡镇居住。从此，洲上的村庄、房屋、农田全部被重新规划，由政府出资兴建“南京长江新济洲国家湿地公园”，村庄原有的农舍建筑被夷为平地，栽上了成片的林木。如今，经过20多年的繁衍生息，各种树木已经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将新济洲装扮成一座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江上湿地公园了。但由于执行长江生态环境的保护性开发，湿地公园至今仍未对外开放，给这里添上了一抹神秘的色彩。过去洲上的一些老居民带着故土难离的情结，想到洲上旧地重游的愿望都无法实现，只能站在烟云浩渺的长江边，与隐隐约约的新济洲隔江相望……

在《滨江之恋》一书中，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对故土家园当年的境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把自己从出生到成长的20多年人生场景，浓缩成鲜活的文字，向读者娓娓道来。从他的叙述中，人们感受着故园的美好以及作者对乡土的依恋之情。这种在多重空间、多个意象、多种情感方面叠加表达的设计与运用，融汇了作者对艺术创作的理解与思考。这种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使文本书写唤起了人们对乡村的集体记忆，对长江新济洲的独特情怀。这在乡村文学的叙事方面起到了美学意义上的构建效果。

抒发乡愁，重建诗意的生活

《滨江之恋》用文学记录故乡，用书香留住滨江，这是作者写作该书的意图。他生于长江的新济洲，长于长江的新济洲，工作于长江航道局，血液里流淌着浓烈的长江基因。他的文章里既有儿时的记忆，也有人民公社劳动的场面；既有行走江湖的旅痕，也有故乡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叙事情真意切，人物栩栩如生，很多往事经他之手从历史长河里打捞出来，显得鲜活生动，意趣盎然。

现在，“乡愁”这个词变得越来越轻飘、越来越虚弱。很多人谈论乡愁，不是在谈论生活，而是在谈论书本或在谈论诗歌。很多在外生活打拼的人，心里其实已经没有一块闲适的地方，可以搁下乡愁。今天的故乡或乡村，基本上不是用来“回归”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于农村的那几代人的文化归属。因为故乡已不复存在，故园已无影无踪，孙俊的《滨江之恋》表达的是一种发自于内心的无处安放的情愁，只能用“精神的原乡”和“诗意的生活”来抒发。

寄情自然，直面山水的永恒魅力

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从古至今，大多以自然、乡村和农民作为文学叙事的主体。上至诗经、唐诗、宋词，再到明清小说，历代文人的文学作品大都是“乡村文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像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出现，也没能刺激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文人去创作“城市文学”，他们仍然挖掘、寻找乡村题材，并发起了乡土文学运动。尽管那个时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区别与对立并不明显，但城乡分际、城乡差别还是有的。进入新世纪以来，很多作家生活在大都市，却也还在创作乡村题材文学作品。

一直以来，乡村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灵魂的归宿。在中国的语境里，乡村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近年来实施的乡村振兴计划便是明证。作为城市的他者而存在的乡村，是不可能从我们的生命中消失的，它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另一种现象也很值得思考，今天人们不断离开故乡，到城市谋生，却很少有人愿意在功成名就后告老返乡。即便回去，也是“逢年过节”时。人们以这种方式维系和故乡的血缘联系。因此，乡村让我们感觉美好的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心灵上的隐隐作痛。就像鲁迅一样，他对待自己的故乡，也是在抒情中叹息，在赞美中批判。

在孙俊的笔下，原生态的河流、树木、乡村，甚至乡亲们的人际交往，都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这样可以给读者更为久远的记忆。在孙俊看来，一个作家必须亲近生命背景，那就是大自然。我们不能以现代化、城市化否定纯朴的乡村文化，也不能用农业文明和自然否定城市文明，这两者不是对立的。《滨江之恋》对原生态乡村文化的忆旧性写作，具有直面山水的永恒魅力，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感官上的愉悦，更是心灵上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