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是许多文人的爱物，它自主、孤独、傲慢，自带读书人因敏感而生的独特气质，人们大体上也希望借此获得某种疗愈。倪苡的小说集《女人和猫》收入15个短篇小说，许多地方直接或者间接提到猫——或者你可以在一个蜷缩在沙发里的女人身上看到一只总是存在的猫。这让她的小说大体存在着某种共同的精神意味，一种基于女性作为弱者的、孤独的、撕扯的、令人疼痛的意味。这样的小说令人觉得，她是用出世之心体验入世的艰难或喜悦，这在诸多的讨论家庭生活与两性关系的小说中是别具一格的。

在倪苡的小说中，女性总是伤情和被动的，她们多以悲凉和胆怯的形象出现。这从作者赋予女主的名字中就可见其用心：《女人和猫》中的小逃、《失语》中的李小余、《后窗上的爬山虎》中的乔一凡、《蓝色笔记本》中的汪月、《仙人球》中的杭辛——“逃”“余”“凡”“月”“辛”这些字眼都没有一点热烈或者喜色可言。它们构成了一种逃避、孤独和冷漠的群像，又都有一只猫在品行上的共性。这不是偶然的暗喻或借代，是作者特意营造的独特气息。在小说文本的现实中，这些女性无不遭遇着艰难与不堪，又都以某种无奈而又无效的态度抵抗着爱情或婚姻的苦痛。这也是时人精神上真实的病痛：小逃要逃离的是一个精神失常的男人；李小余面对的是丈夫的冷暴力；乔一凡面对的是“高光”丈夫背后的自私与薄凉；汪月似乎强大一点，但为了遭遇牢狱之灾的男人，她选择嫁给权贵作为代价解救了爱人；杭辛虽然获得了离婚后自由的“胜利”，但最终仍要守着一副病痛的皮囊。这些女性都有着说不尽的悲凉。

这种悲辛并非完全是世态炎凉。作者塑造这些女性形象的时候，不是基于女性独立或者觉醒意识，而是明确地用某种传统的令人悲情的“妇德”维系着她们的精神世界，这种隐忍有着十分清晰的现实指向。这些故事无不有着撕裂感，“不像”生活的表象，却十分精确地描摹出世相的本真与实情。小逃之所以逃不走是因为丈夫腿断了，更重要的是她心里觉得没能给其生儿育女，尽管小说结尾戏剧性地道出了男人的无能；李小余走不出那一步是因为孩子，因为孩子是最重要的理由，丈夫甚至当着孩子面揶揄她；乔一凡面对丈夫外遇留下的伤口，以及他藏在诗集中的女人头发，仍然选择沉默，甚至有自怪无能的某种愧疚；汪月则完全为了爱情赴汤蹈火，用放弃爱情成全爱情；杭辛在完全被打败时，仍然选择守护不再意味着婚姻或爱情的病体。所有这一切都是悲剧，又是真实生活中的无奈映照。作者内心坚持的是某种理想国一般对婚姻和爱情的向往。这些故事无不都有郎才女貌的开端，又都有着貌合神离的结局——但这并不能怪罪作者，是可能比小说更不堪的现实打败了女性的梦。她们仍能以某种“完美主义”的心态维系难得的美好，其中有着令人悲情的强大。

作为小说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小说中的男性都以一种别具幽默实则不堪的形象出现，他们总貌似“高光”地占据着上风。《失语》中的王冬、《后窗上的爬山虎》中的李涛、《女人和猫》中的丁刚、《蓝色笔记本》中的夏荣、《仙人球》中的鲁一涵等，这些男性名字看上去就很普通或者随意，放在一起更是可以看出作者作为女性的“别有用心”。她是用这些看似普通却实则有意的设计，表达对男性的明确态度——他们看起来衣冠楚楚又颇有建树，因为地位、金钱等对女性有某种强势，但他们对于初心和现实而言，有着无尽的不堪。王冬出轨，又哀求李小余不要声张；李涛是学术名人，但与几个女子有染，还伪装高大“人设”；丁刚连一碗面条都不会下，却虐待猫、威胁妻子，最后断肢失能；夏荣被判刑三年，靠的是女友与权贵结婚减刑释放；鲁一涵生意风生水起，偷偷在外生了私生子，却因为病体被第三者抛弃，最终是离婚后的杭辛收容了他的残生……这些情节有失真的地方，这种失真可能是因为作者还没有狠心将结局写得更加不堪。最终，这些貌似强大的男性被猫一样敏感柔弱的女性所容忍、收留与拯救，女性们用悲情在做人世间喜悦的事情。

倪苡善于利用细节修辞，这是小说技法上别具一格的地方。我们看到了许多充满诚意的句子，比如：李涛闪电般地将那缕头发扔了出去，他恐惧的模样像是在扔一条突然掉在脸上的死蛇；可以看见叶片上有如同少女脸上的细小茸毛；可这漂亮的字像鸟喙似的一下一下啄着她的心……作者像一只敏感的猫，从生活中获得了生动感知。还有猫的意象在小说中几乎随处可见，即便只字未提，又似乎总有某种明确的意境引导读者去引申和想象——总有一只猫躲在生活里。在《失语》中，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叫“猫”的女人；《女人和猫》中有两只叫“汤圆”的猫；《张小元的爱情》中那个古怪的男人“养过一只黑猫”；《苏姗的夜晚》中苏姗的念头“像街头的流浪猫”；《后窗上的爬山虎》中，乔一凡“像猫一样蜷在沙发上”……最为有趣的是在《失语》中，母亲劝女儿不要离婚，用了这样一句俗语：天下没有雪白的猫。这些都是作者从生活中习得的，证实了生活可能比小说更加艰难，但又还是生机勃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