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纪阳是我指导博士生的“开门弟子”，硕士阶段师从刘俊峰教授撰写了《穿越历史的后街——论陈映真文学写作中的政治叙事》的学位论文。研究陈映真，鲁迅自然是绕不开的话题；而我的华文文学研究自从1980年代中期进入台湾文学领域后，深感台湾文学与鲁迅有着超乎常人想象的紧密关联，是一片值得开垦的肥沃土地，因此师生商量，一拍即合，即以台湾文学与鲁迅的关系为其博士论文的选题。论文完成后，却又给了我一种惊讶和喜悦，其质量和完成度都超出了我的预期。毕业后，纪阳仍十多年如一日，特别是到中国人民大学随孙郁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锲而不舍地对论文加以扩展和提升，终成摆在我书案上的这部上、下两册的书稿，我也有了为之写序的“冲动”。
本书开宗明义表明了切近当今鲁迅研究学术前沿——东亚鲁迅学——的努力。就中国大陆而言，20世纪的文坛堪称“鲁迅的世纪”，但实际上，鲁迅的影响早已超越国界，覆盖世界各地，而以东亚为最，因此有了“东亚鲁迅学”的研究场域和脉络。然而20世纪的台湾，大多时候与祖国大陆处于不同程度的隔绝状态，给鲁迅在台湾的传播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但也由此形成曲折复杂然而丰富多彩的情态。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台湾就成为“东亚鲁迅”传播、接受、研究网络的一个重要环节，却较少为人所注意，因此填补这一空白，成为纪阳设定的重要研究目标之一。
由于特殊历史条件，台湾的鲁迅传播倚重于多个渠道。首先是，张我军在《台湾民报》上转载了多篇鲁迅作品，成为沾濡台湾文学幼苗的雨露；杨逵、吕赫若、杨华等的日文小说，由胡风等翻译并收入《山灵》等，呼应了鲁迅“弱小民族文学”的倡导；张月澄、张深切、锺理和等则因到祖国大陆求学或谋生，而与鲁迅有了交集。在特定年代，两岸之间的鲁迅传播还开辟了一条有点折绕但意义特殊的日本途径，并由此增添了许多意义深刻的“故事”。最典型例子是1938年5月，因同情贫苦阶级而资助过杨逵的日本警察入田春彦自杀并留下遗书托付后事给杨逵夫妇，遗物中有日文七卷本的《鲁迅大全集》，杨逵得以较全面阅读鲁迅，这才有了台湾“光复”初期由他领衔翻译出版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故乡》《孔乙己·头发的故事》《药》等中日文对照的鲁迅作品集。其他最具代表性的台湾作家赖和、龙瑛宗、锺理和、陈映真等，也都深受鲁迅影响，在本书中有专门的论述。由此可知，认定台湾乃“东亚鲁迅”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节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充分的历史事实依据。
当然，纪阳也充分认识到，尽管鲁迅话题在东亚日益成为一个区域整合性课题，但不同国家和地区却是从自身历史深处的问题意识出发而接受鲁迅的；即使是同一个地区，也有不同时期的不同问题。台湾与祖国大陆共同经历过被侵略的遭遇和同属命运共同体的事实，使其鲁迅传播和接受，有着鲜明的中国印记。阅读此书，给我最大震撼和感动的，是日据时期台湾作家认识到台湾与祖国命运与共，从而将摆脱殖民统治的希望，寄托于祖国的胜利和强大。这不是宣传口号，而是从他们的生命中生长出来的信念。整个20世纪，除了光复初期的宝贵五年外，前有日本殖民占据，后因“冷战-内战”交叠构造而造成两岸长期阻隔，鲁迅无形中成了两岸作家乃至两岸同胞情感连接的纽带。他们见到鲁迅或读到鲁迅作品，往往如同见到了祖国母亲一样。1926年张我军在北京拜访鲁迅并赠送四册《台湾民报》，见面时张我军一句“中国人似乎都忘记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让鲁迅就像受了创痛似的，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内忧外患，自顾不暇，“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并在第二年为张秀哲所译《劳动问题》作序时称赞道：“正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其实，相似的一幕早在1907年林献堂和梁启超的日本奈良之会中发生。无论是梁启超对于林献堂，或是鲁迅对于张我军、张秀哲等的回答，都如实反映了祖国同胞何尝忘记台湾，只是整个民族正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只能将救亡图存作为首要任务，只有整个国家战胜外敌，获得民族独立，台湾也才能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新生。这正是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表现，两岸作家的交往，特别是台湾作家对于鲁迅的喜爱和崇拜，也正是这种意识和心情的体现。按照勃兰兑斯的说法，文学史的最深刻含义是心理学，本质上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的历史。本书抓住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鲁迅在台湾传播和接受史的关键。
台湾作家以鲁迅为连接纽带而达到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以龙瑛宗、锺理和等作家最为深刻。本书概括了台湾几位最重要作家的鲁迅接受的不同特色：
赖和主要将鲁迅的白话文作品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语言的典范来学习；杨逵以鲜明而坚定的左翼立场承续了鲁迅“敢打又敢骂”的现实战斗精神；而陈映真则继承了鲁迅精神中反抗政治权力、批判社会现实的一面。龙瑛宗的特点是经由日文渠道接受鲁迅作品中的中国文化精神，同时对日本右翼的鲁迅观做了左翼转化，造就了自身思想中独特的“祖国”文化结构。龙瑛宗原本偏爱佐藤春夫唯美清朗、忧郁感伤的文风，并因此而接触到鲁迅文学，而殖民地生活的悲惨境遇促使他与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亲近。但是，“被局限在小知识分子信心不足的视野里”的龙瑛宗无力作出有效的反抗，只能悲哀地感慨“帝国主义的枷锁缚住我的手脚”，最终选择“在文字领域中自由地幻想与飞翔来治疗殖民地生活的苦闷”。文学成为龙瑛宗理解“中国的命运”的首要方式，这一点与陈映真“偷”读了《阿Q正传》而认识到中国是自己“苦难的母亲”并建立起永世不移的中国认同相似。龙瑛宗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耽美忧郁的作品风格和笔下那些颓废萎靡、无路可走的人物，无形中揭示了殖民地的现实。尽管西川满欣赏龙瑛宗表面上的浪漫色彩和颓废，却无法理解被殖民者与之内心上的根本冲突乃至命运的根本分歧，与祖国同为被侮辱、被损害、被殖民者的共同命运，使龙瑛宗与鲁迅、与现实主义、同时也与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明确写道：所谓外地文学并非以本土（按：指日本）的文坛为进出之志或模仿本土的文学，“外地文学的气性不是乡愁、颓废而该是生长于该地埋骨于该地者热爱该地为提高该地文学而作的文学”。
另一个特别的例子则是锺理和。根据本书的梳理，锺理和幼时初识中文后即“废寝忘食”地阅读鲁迅、巴金、茅盾、郁达夫等的选集，其作品具有鲁迅影响的明显印迹，如早期小说《夹竹桃》即有国民性批判的主题；1950年代初的《故乡》，让人读后不能不联想到鲁迅的同名小说。他跨越了日据、光复初期和1950年代白色恐怖等不同时期，但与三个时期的鲁迅传播接受主流都不一样，他瞩目并接受的，既不是左翼知识者所理解的“战斗者”鲁迅，也不是国民党塑造出的“阴暗空虚”的“虚无哲学者”鲁迅，而是鲁迅的文学技巧、深刻的文化批判精神及其内心的孤独、寂寞，在他那里得到了生动的再现。他的亲友不少是共产党人，但他始终没有投入人民革命斗争中。尽管如此，他曾批评林语堂“这种人似乎常有错觉，当看到人家上吊的时候，便以为那是在荡秋千”。正是对广大劳动群众特别是乡村农民的关怀，使他与他所认为的“有闲”之人有所隔阂，而与鲁迅更为亲近。他专注于家乡农村生活的描写却刻意回避时代、政治重大议题而被陈映真称为“素朴的现实主义”，这既有个人原因，更是50年代台湾“低气压”政治、社会环境所致。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贫病交加、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只好遁入内心，将文学当做自己终生最爱的作家，在民族、国家认同问题上绝不含糊。他从报上读到以廖文毅等为首的一群“台独”分子正在为“托管”而奔走，他斥之为“失了自信心的一群丧心病狂的人们”，并将其分成二类：“一种是所谓特权阶级也者，站在统治者一边，帮日本人压迫台湾人，因此，他们没有直接尝受到殖民地生活的痛苦；另一种大概是过去未尝够做奴隶的味道，所以还值得再过过”。后者让人想到了鲁迅的相似表述以及所翻译的爱罗先珂的《狭的笼》。此事也让人想到此前杨逵在《和平宣言》中对于两岸人民携手合作，将台湾建成和平、幸福“新乐园”的强力呼吁。很显然，不管是杨逵或是锺理和，遭受外来殖民统治的痛苦经历是如此刻骨铭心，由此深刻认识到两岸具有遭受外来殖民以及抵抗奋斗求解放的共同命运，为避免重新沦入被殖民深渊，才会反对分裂，坚定地追求国家统一。
1949年后，除了随国民党赴台的部分大陆文化人仍延续着贬鲁腔调外，对于广大民众，鲁迅及其他30年代的文学成了禁书。然而鲁迅的光芒毕竟无法遮蔽，青年学生反而越禁越想“偷”看，越发看得认真，记得牢，这大概是施禁者始料未及的吧。几乎成为奇观的是1970年前后的赴美留学生，到了美国后，首先寻找“禁书”看，鲁迅的名字及相关话语、词汇不断出现在当时的保钓刊物上，这就为“钓运”向“统运”转变以及随之兴起的海外华人“新中国认同”热潮，打下思想基础；也为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批判美、日新殖民主义以及提出与鲁迅“弱小民族论”紧密相连的“第三世界论”提供了思想资源。岛内的“冲破堤防”，则要到1980年代的“解严”前后。1989年下半年的短短半年中，台湾三个不同出版社“争先恐后”地出版了三套《鲁迅全集》。近40年来，由于工作关系，我与台湾学者、作家接触和交流颇多，均经常向我透露在戒严时代曾暗中阅读鲁迅作品，并多少带些引以为傲的夸耀之意。一些台湾作家、学者到了厦大，就直奔鲁迅纪念馆而去，我在陪同他们参观时，目睹了他们参观时的激动心情。蔡源煌所说“虽然鲁迅的著作在台湾查禁了整整四十年，但大多数生活在台湾的作家心中都有某种‘鲁迅情结’”，证之我自己的观察，深信此言不诬。
本书作者纪阳为人诚恳低调，不会为自己“打广告”，但却一步一脚印地在坚实土地上向前走着。我很庆幸他成为我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从而为接踵而至的师妹师弟们做了表率，开了个好头。以前常与学生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多乃是应景或鼓励之语，心里想的是“胜于蓝”哪有那么容易？阅读了纪阳这部著作，每到精彩之处，拍案叫绝，深觉“胜于蓝”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当然是我所乐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