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间，《世界文学》主编高兴专程到郑州来和我们一起商议“田中禾文学创作60年暨《同石斋札记》新书研讨会”一事。经过三个月的精心准备，是年11月下旬，研讨会在郑州如期举行。会议当天，陈众议、贺绍俊、王彬彬、张清华、高兴、陈东捷、宗仁发、沈卫威、徐兆寿、田原、程士庆、朱燕玲、何言宏、王守国、孙先科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人民文学》《花城》《作家》等学术机构、文学期刊的专家学者、编辑家以及河南本土的作家、评论家共90多人齐聚一堂，从不同的切入点对田中禾从1959年5月出版长诗《仙丹花》至2019年的60年间的文学创作成就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一晃，四年过去。2023年7月25日，田中禾先生离开了我们。在这些日子里，我的记忆时常回到那些与先生相关的日子。那次研讨会对田先生的文学生涯来说，是值得重笔一书的事件。研讨会开幕的当天下午，主持会议的高兴让我首先发言。其实，在会议之前我写过《田中禾先生的文学风雨路》一文，将其6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59年至1979年，这可以算是他的酝酿、试笔期。第二个阶段是1980年至1994年，这个阶段田中禾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其中以荣获1985—1986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五月》和中篇小说《轰炸》、长篇小说《匪首》为代表作。这个时期的作品多以故乡为背景，以个人情感为题材。独特的地域文化，真切的乡土气息，以及对人性的关怀，构成了他这一时期小说的叙事特色。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在《诺迈德的小说》《姐姐的村庄》等为数不多的中短篇小说里，田中禾除保留着第一阶段的艺术追求外，主要是在结构形式和叙事方法上自觉地进行了各种探索和实践，融入了强烈的现代意识。第四个阶段是2010年至2019年，以长篇小说《父亲和她们》《十七岁》《模糊》以及四卷《同石斋札记》的散文、随笔为代表。特别是三部长篇小说，均以新颖的叙事手法和娴熟的叙事语言，深刻反思自我，思考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命运，形象地展现了中国人在20世纪的心路历程，代表着他在创作上的最高成就。
我和田中禾先生是忘年交。在信阳鸡公山，我们两家曾合住在一幢楼里，一个锅里搅勺子好几年。所以，他的许多作品，我是最早的读者。不光是他后期的创作，他前期的重要作品，我也都研读过，我在研讨会上大致说了如下几个与其作品相关的话题。
第一是用生命书写。小说的本质是虚构，但无论怎样虚构，都与小说家的个人亲身经历和认知是密不可分的。生活的亲历是命运，生与死都迎面而来，无法躲避。田中禾的写作是对命运的思考和认知，这从《父亲和她们》里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证，他写的就是自己的家族在历史中的命运。在《十七岁》里，父亲过世以后，母亲独自撑着家中的天，小说中的“我”以孩子的目光，小心翼翼地领悟母亲在困难中的智慧、坚韧和善良。还有《模糊》里的二哥，也是以自己的亲人为原型：二哥、母亲以及整个家庭，与这个家庭相关联的人物等等。所以，田中禾写的都是自己命运里经历的东西，也就是说，田中禾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写作的。
第二是人物的典型性和深刻性。我们应该注意到，《父亲和她们》里的马文昌和《模糊》里的章明都是热血知识分子，但又是被改造的对象。一个人的命运在历史的巨浪里无法左右自己。而马文昌与章明的悲剧在于，他们的被改造不但是来自时世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还来自传统中一种可怕的“集体无意识”，就像权力意识渗透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一样，《父亲和她们》与《模糊》中，传统中的习惯势力也渗透在我们历史进程中的每一刻。
第三是清醒的文体意识。田中禾是一位具有文体意识的作家，我们从他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匪首》是通过一个家庭的三兄弟、一个女性来再现我们民族的精神意识。《父亲和她们》围绕父亲、母亲等人的线索展开叙事，除此之外还有“我”这条暗线，正是这条暗线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叙事纲目，把另外几条叙事线结合起来。在这样的叙事文本里，到处充满路径，不同的路径各具意义。《模糊》也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新疆寄过来的书稿，书稿内容是关于二哥的；二是“我”到新疆寻找已经失踪多年的二哥。小说通过与二哥相关联的四个女性等众多人物，来讲述一个热血青年的悲剧命运。在写作中，田中禾强调文学的创造性，并坚持个体立场与批判意识，基于对中国历史和当代生活的思考而赋予作品深刻的思想性，在文学创作中对叙事语言、小说结构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和实践。这些因素终使他成为一位难得的具有文体意识的作家。
记得那次研讨会后，《文艺报》《文学报》《中华读书报》与众多的网络平台都作了报道。会后我着手编选《田中禾文学创作60年论文集》，思绪一次又一次回到会议的情景里去。记得乔叶、陈峻峰、汗漫等都在发言中说到了田中禾在文学创作上对他们的关照与引导。“田中禾对于文学的庄重态度，对于处于喧哗和浮躁中的这一代人来说具有启示意义。”汗漫这句话我非常认同，因为我本人对此也感触颇深。
我初出道时还在故乡的一所小学里任教，从那时起田中禾先生就开始关注我。我们最初的一次关于文学的通信发表在《文学自由谈》上，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田中禾后来出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时主管文学创作，由他出面组建河南文学院，把我和行者、李洱从基层调进来搞专业创作。田中禾提携后辈不光是在文学观念上的言传身教，还体现在工作实绩上。王剑冰在研讨会上说：“为能办好《散文选刊》，我们是经常在一起切磋、探讨，细致到无法细致……他管着好多个部门，但是对于《散文选刊》的改革发展，他常常是跟我一起谋划。他说，‘要把《散文选刊》打造成中国散文的风向标’。田中禾先生为文学事业操碎了心，而且那种尖锐性、先锋性、前瞻性让人敬佩。”
如果说汗漫说的是田中禾作品的文学品格，那么王剑冰说的就是田中禾的人格魅力。我和田先生这些年的交往中，感触最深的是从他身上时常流露出的傲骨——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我们都知道田中禾原名张其华，1941年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一个商人家庭。他三岁失去父亲，连年的战乱在他的童年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20岁的时候从兰州大学三年级退学立志成为一名作家，在随后的20年里在郑州郊区、信阳平桥、南阳老家尝遍人间的酸甜苦辣。他的傲骨，是一个人在面对现实种种挑战时始终保持自我生命的尊严。田中禾先生逝世后，家人遵照其生前遗愿不举行任何告别和悼念仪式，不举办任何纪念会和追思会，这仍是他傲骨的一种具体体现。
田中禾在2019年11月27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的访谈《没有人强迫给你的大脑植入芯片》中，说透了其文学精神产生的缘由：不媚俗、不逢场作戏、不逢迎权势、不为名利所诱惑，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是一个能发出自己声音的人。“精神自由”和“独立人格”构成了田中禾的文学精神。布罗茨基说：“无视文学倡导的准则而过的生活，是卑琐的，也是无价值的。”可以说，在82年的生命历程中，田中禾先生用了64年的文学创作实践，不断提炼自己的精神生活。这，就是我们今天来纪念他的理由。
（作者系河南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