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本巴》与其他几部似乎略有参差，即便置入到整个茅奖的历史中，它在题材与风格上都堪称一个独特的存在。一般对于茅奖作品的想象，多少会与广阔的现实、厚重的历史、复杂的生活等联系在一起，而《本巴》则是幻想的题材、轻盈的叙述。它的获奖，打破了那种关于茅奖的题材、主题的刻板印象，显示出茅盾文学奖的多样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乃至于激发我们重新思考“小说”这一文体的生长空间，以及文学在今日民众生活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等问题。

这一切都源于《本巴》的文本特质：它当然是小说，但也可以称为童话或者寓言；它充满飞翔的气质，却包裹着关于梦幻、游戏、时间的深邃内核；它将深沉的历史化为飘逸的思辨，让文学呈现出其有别于其他形式的表述。

《本巴》从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抽取元素进行当代创编，但他并非简单地还原式重述，或者进行现代性的反思，而是将土尔扈特部回归的历史与史诗的吟唱进行了联动，从而营造出一个似真似幻的文学空间。一般还原式的重述往往只是将口头文学进行书面文学的转写，这种转写往往经过记录者的修订润饰，如在前现代时期不同年代转写者层累式完成的《荷马史诗》，或者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觉醒年代伦洛特独立搜集整理的《卡勒瓦拉》。但在世俗化的“散文时代”，现代性“祛魅”的史诗已经被“现代史诗”小说所代替。小说作者深处现代性语境，即便试图进行迷狂的书写，也依然笼罩在理性思维的框架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巴》是原初史诗的否定之否定，抛却史诗的外壳，而采用史诗的元素和思维进行文学的创新。这种“小说”，实际上是对18世纪以来欧洲兴起的小说规制的突破。

《本巴》的突破性体现在，激活古老史诗的活力因子，让诗性智慧在理性时代重获生机，具有思想上的启示意义。《本巴》淡化了原史诗的族群性和地方性色彩，在字里行间却蕴含着中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涵。作为重新锻造出的可译性文本，它既是如梦如幻的中国故事，又是普遍共情浩瀚的世界文学，返璞归真，举重若轻。这使得《本巴》的文本兼具卡尔维诺的灵巧气质和乔伊斯的象征品格，同时又是根植于本土文化多样性的崭新艺术创造。小说的无限可能性于此敞开，这也意味着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当代性问题。

所谓“当代性”显然包含了几重内涵，物理时间意义上的年代分期，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治性，以及躬身入局意义上的情感与态度。在文学饱受新媒体冲击的当下，它在民众生活中的出路与位置究竟何在？我想，《本巴》也许提供了一种路径：前现代史诗原本是根植于民众日常的集体欢腾形式，现代以来则分化为一种艺术门类，并向着日益细致的分支拓展，由于不同媒介与载体形式的迭代更新，小说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日益小众化。但形式的小众化，并不意味着史诗精神或者普泛的文学性的式微，它可能转化为其他形态。

如今《江格尔》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但遗产如果仅仅是标本化的、博物馆化的，就失去了其活力。“文化”与“传统”如果要鸢飞鱼跃般生生不息，那么就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之重新焕发生机。《本巴》对《江格尔》的发展，就显示出认识、弘扬、再造传统的当代路径：传统即创新，它并不是复古与拟古，而是经过现代性洗礼后的革新与发展，将其重新置于当代文化生产与生活之中。唯其如此，传统的魅力与活力才能绽放出璀璨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