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本报近期着力探讨的地域性写作的一种，《北京文学》倡导的“新北京作家群“独具特色。本期刊出本报记者对石一枫、孙睿、杜梨三位代表作家的采访，并摘录刘恒、师力斌、张颐雯关于“新北京作家群”的阐述，与读者共同探讨如何书写“新北京“，以及”新北京作家群“与北京文学传统的关系等问题。
——编 者
行 超：作为“新北京作家”，请简单介绍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书写北京的？为什么选择北京作为作品的地理背景？
石一枫：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写小说，所写的事儿发生背景都是北京。那时候应该是无意识的状态，因为就是北京人，一个孩子也没去过什么地方，别的地方也写不了。比较认真地把北京当作文学课题来做，可能还是这几年，当然原因主要也在于自己是北京人。
孙 睿：2002年，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草样年华》的时候，写的是北京工科大学生的生活。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以北京为背景的小说，只是自己熟悉这样的生活，其他地方的生活没经验，本能就这么写了；现在想想，里面的人物面目和人物诉求都挺北京的。
杜 梨：我大概是从2016年创作伊始，在《一孤花零落之山》里纳入一些北京景色的，也不是出于刻意，而是因为这是我最熟悉的城市，我在这里走过最多的路，所出之物自有北京的地理与水文。我后来写化身“冬宫”的颐和园，也是因为这里最熟悉最亲近，可以拈花写天下。
行 超：你的作品主要关注北京的哪种生活，或者哪一类北京人的生活？（可以以具体作品为例）
石一枫：写过的领域比较多，尤其是最近这些年，新行业、新人群触及了不少。不过真要说共通性，可能写的都是普通人，保持了平民视角。当然，平民视角也是北京文学的一大传统，这地方官儿多，皇上都跟走马灯似的换过，但北京文学有个特点就是平民视角，不站在大人物的立场上说事儿，我喜欢这样的视角。
孙 睿：十多年前主要写北京的普通人，多是写北京“80后”成长中的困惑。最近几年基本都在写关于北漂的中短篇，主要是影视行业的北漂，写过青年导演、剧组的基层美术、替身演员和没戏拍的影视演员，明年还打算写一篇关于明星经纪人的小说，可以出一本小说集叫《剧组》。除了写小说，我还拍电影，可以说剧组就是我的工作单位，所以写的这些北漂小说，从某个角度看也是职场小说。
杜 梨：大多数是关于在北京生活的平民的生活，但分为老北京和新北京两种角度，不同地方、不同阶层、不同教育程度的老北京人呈现出非常多元化的各种色彩，在我这些年的观察、交流和素材积累中，见到过无数典型的老北京人物，有层次分明的傲慢、偏见、骄傲、自豪、可爱、包容、厚德和幽默，比如《今日痛饮庆功酒》《颐和园》《香看两不厌》《长号与冰轮》《故国相逢一寂寥》，之后会继续写新的。
还有一些是新北京人，比如像我祖辈和父母这种通过特殊人才引进，代表着靠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努力扎根的新北京人，还有我那打过20多份工的表舅们，最早通过90年代在北京卖菜、开饭店、卖臭豆腐到后来做农民工和包工头，或是在韩国打工七八年后回到北京干活，这样一步步落地生根的新北京人。我会继续做采访，想办法抓住吉光片羽，深入浅出地表达。
行 超：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北京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呈现出诸多复杂的面貌，你认为应该如何把握今天的北京？它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哪？
石一枫：我觉得关键一点在于承认它的复杂。不要妄想以一时一地的特质来概括整个儿城市多年的面貌。我小时候，80年代的北京和今天的北京完全不一样，今天朝阳和海淀细一分析区别也大了去了。可能作为一个足够大的城市，北京最大的特点就是复杂，所写的对象复杂，小说也变得复杂，这是城市生活对小说的馈赠。
孙 睿：个人很难把握北京，尤其难把握“今天”，因为“明天”下一秒就到来。所以我觉得“把握不住”反而是一种在文学创作上把握北京的方式。我仅能从身边的生活去感受北京的特殊性，那就是作为文化中心的存在，太多非北京人来到这里，只为了一个叫梦想的东西，从上世纪（如小说《混在北京》）至今就没有停止过，一代代人，未来仍会如此，仿佛候鸟的迁徙，成了人类这一物种的生物本能。
杜 梨：经过这些年生活的磋磨，我对北京的感觉是复杂多面的，我对颐和园的感情也是爱恨交织的。我至今也没太搞懂北京，我也把握不住北京或颐和园。北京的特殊就是像Jay-Z和Alicia Keys唱的《Empire State Of Mind》中的纽约，当我离开它的时候才最爱它。我们在歌、诗与小说中所呈现出的是一种广阔美好的气象，是被高度凝练过的诗意。那种坐在跑车中，带着纽约洋基帽，好像是这座城市主人的感觉必然是虚假的。人们所有的这种自豪感和自觉中的特殊性也是被赋予的，是在做一种被赋予的梦。真实生活的驳杂必须是痛苦、琐碎和充满忍耐的。大概世界上每座城市都是这种感觉，在虚假的诗意中忍住你的痛苦，或一言不发。
行 超：关于北京的作家作品，我们比较熟悉的有上世纪30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的“京派作家”，如沈从文、周作人、废名等；还有以老舍、刘恒、王朔等为代表的“京味小说”。“新北京作家”是否继承了这些文学传统？与前辈相比，“新北京作家群”的“新”主要体现在哪里？
石一枫：京派作家的范畴比较宽泛，更多是在北京写作而非北京的写作，真有传统的话也不是直接继承。现在很难想象北京孩子会像沈从文那样认识生活。京味小说的传统在我看来相对清晰，也有更鲜明的标志，比如刚才说的平民视角，从老舍到刘恒是这样，现在恐怕仍在坚持，此外还有口语和书面语高度一致的行文方式，年轻点的作家也有很多这么写的。至于“新”，我觉得主要是在表述对象上，北京的生活变化了，所写的小说当然跟过去不同。
孙 睿：肯定会继承一些，只要“北京人”出现在作品中，北京人特有的价值观和应对现实的方式，仍会沿袭几十年前北京人的特质，比如自得其乐的那种散淡劲儿，透着一种不慌不忙，爱谁谁。
新世纪后的这20年，北京的发展变化太大，不仅北京，全国在巨变，现在的一些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是十年前根本想象不到的，外部世界的变化也改变着文学的边界，现在的作家经历着这些，写出来的东西自然是“新”的，互联网和飞机、高铁让现在的作家更容易站在世界的角度写北京。
杜 梨：京派与海派之争是我很喜欢看的，它与北京这座城市关系并不大，我更喜欢他们那时无拘无束、自由争吵、毫不顾忌的文学史意义。老舍等前辈是我最为关注的，老舍小说中一个特别主要的特点，只有北京人才能拥有，就是他说的“诙谐”，而我最看重的是幽默。每看他作品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这是非常难得的品质。世界上所有的诗人作家中，我认为老舍和杜甫是最逗的，他们不仅逗、悲凉，还特别精确，可以将人描述得如此精准且市侩，即使生活那么苦还不忘幽默，幽默中还有最无耻的笑声。
老舍的这种逗是独属于北京的逗，即使是北京人里也难得的出挑的逗，不是某些低级段子和烂大街的谐音梗，是极为高级的灰色幽默。“新北京作家”我不知道是否继承了这种文学传统，我不太了解其他人的写作，我只希望我继承这一点，因为我身边说话好玩儿的北京朋友太多了，我每天都必须要哈哈哈。“新北京作家群”的“新”——新题材、新气象、新风貌、新批评。
行 超：近年来，以地域为切入点的写作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这样的格局中，你认为“新北京作家群”的写作是否存在不足，对其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石一枫：说不足，没有说人家的，就说我自己。自己看自己当然是满目疮痍，这也是一个客观的、渴望进步的态度。问题多了去了，比如北京人写东西底色偏暖，偏暖当然没问题，但也要区分是认识了生活真相的暖还是一厢情愿的暖？如果是后一种，那么足以为戒。此外，还有过分注重生动、略显夸张的语言方式是否影响了表意的准确和深入？这也值得思考。这些问题常常属于文学通则，很多还是双刃剑，如何在特色和普遍标准之间掌握平衡，是个需要长期钻研的工作。在这方面老舍就有意识地做过探索，前辈作家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孙 睿：北京很大，每个区的生活节奏各不一样，人的背景也各不相同，可以说北京其实相当于好几个城市，所以写北京不同区域的作家，也相当于待在各自“城市”写作的作家，写着自己熟悉的生活，很难“跨市”去评说别的作家所写生活的不足。如果有不足，更应该站在文学的角度去看，比如人物是否写透，人和时代的关系是否到位。
希望“新北京作家群”这个名头的确立，激发正在书写当下北京百态的作家们，除了被生活本身感染引发出创作冲动，也能跳出那些生活现场，从“北京文学人物史”的角度来构思作品，写出更精准和动人的作品。
杜 梨：我觉得正如一些批评家看哈代，觉得哈代是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小说家，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他对于人类心灵的描摹，已经超越了英国西南部的多塞特郡。我觉得以地域去概括，只是文学史需要这样一种群体性的概念，而不是作家本身需要这样的概念，毕竟每个人的表达是如此不同。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要说真话，写真东西，一定要睁眼看北京，把眼睛好好睁大了细看，历史就在我们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