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长诗写作是一个显著的诗学现象，其中许多诗人纷纷转向历史题材的书写，将其“取景框”对准近现代中国历史和甚至外国历史，几乎成为一种潮流。这些写史长诗大都包含着较为严谨的准学术态度，以及短制中不常见的深思熟虑。诗人们通过耐心架构，呈现出诗歌的体量感、过程感。这些作品或隐或显地处理着诗人和历史的关系，并有意无意中矫正了当代诗歌所过分依赖的、碎片化的“蒙太奇”式书写，彰显出新的活力，也切实传达出诗人们一直以来孜孜以求的历史感。
但我认为，要达到一种书写历史的有效性，仅靠朴素的“扩容”和历史感是不够的。无论是作为题材的历史，还是作为体裁的长诗，都不能保证意义的自动获得。诗人们更需要用相对成熟的历史观去拓展和激活历史题材的纵深感，也就是把握史料的层次和脉络，触及历史动因和逻辑等的坚硬质地，并以此服务于文学书写的信度、厚度和温度。因而，写史长诗向诗人的知识储备、历史认知与洞察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战。遗憾的是，一些诗人似乎准备不足，正如批评家姜涛所言：“诗人熟悉的人文知识、文学传统在抵抗历史压力、保持所谓内在自由方面卓有成效，而在理解历史变化方面，却派不上用场。”在短诗写作中，诗人尚可依赖于语言上的“蒙太奇”风格以展现乍现的灵光，但在长诗写作中，如果诗人没有对历史事件的透彻理解，就很难突破认识痂壳和思维惯性，从而空有直面历史之姿，实则绕过历史之实。简言之，盲目扩容的后果可能是诗意的迅速坍缩。
写史长诗的两种“症候”
不论诗人们如何摇曳镜头去营造历史氛围，当下的写史长诗大致有以下两种“症候”。
其一，将“历史”置换为“稗史”。稗史写作立足于对正史的反叛思维，但往往止步于荒诞、反常的氛围营造，缺乏对历史细节的仔细究辨。从风格上看，“稗史化”写作是一种后现代式的写作，渴望突破宏大叙事，强化个人视角与“养小”思维。“养小”出自《孟子·告子上》：“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区别于“养浩然之气”之“大”，“养小”更多指向口腹之欲等卑琐的欲望。自柏桦《水绘仙侣》和“史记系列”、西川《万寿》《鉴史十四章》等长诗问世以来，批评者们纷纷在后现代脉络中为其定位，如江弱水如此评价柏桦的写作：“这正是后现代主义发散式的‘稗史’写作。其体制本身就是一个隐喻，暗含了作者对理性整合的现代秩序的反叛。”一些诗人沉浸在后现代风格中，并没有展现出历史知识储备和洞察力上的闪光点，因而其笔触似乎也困于相应的表达困境与语言囚笼之中。
其二，将史料降格为“语言风景”。概因扩容的需求，当代写史长诗擅长利用各种文献、知识、信息等材料，以裁剪和互文的形式构筑诗歌的内容主体。他们并不像传统抒情诗歌那样诉诸于一手的、直接的经验，而更倾向于通过吸纳各类“二手材料”，实现对异质经验、非诗因素的容纳，力求重新塑造更为开放包容和敞开的诗歌范式，以匹配当代世界的复杂结构与人的生存境况。但是，一些创作也由此暴露出堆砌材料、拼贴素材的弊端。其实无论史料如何裁剪，真正能擦亮史料的，一定是诗人自己的理解力和感受力，否则史料就会沦为装饰性的“语言风景”。正是在一些不太成功的写史长诗中，似乎万物皆可化成词语，史料更是随意化作语言风景的一部分。诚然，语言、技艺、书写，当然是诗的“本体”和题中之义，但对其过分看重则会造成“一切都为了成就一首诗”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语言与历史成为诗歌硬币一体同构的两面。当历史被无差别地扔进语言搅拌机中，则会批量产出为语言景观。昆德拉曾说“橙黄色的落日余晖给一切都带上一丝怀旧的温情，哪怕是断头台”，被语言的“余晖”镀为“风景”的历史，注定是毫无所指而空洞无物的。
拨开历史云雾 照见语言自身风景
怎样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史料？怎样通过诗歌去真诚有效地认识历史，在写作中形成独到的历史认识？这些是值得当代诗人深思的。在修身层面，诗人当然要读书、阅世、思考，积极投入到生活之中，而具体到写作策略本身，笔者认为，诗人或可采用一种非诗学的立场或“历史学转向”来借力跨越，正面处理历史，从而超越单纯的历史题材转向。正面处理历史，意味着在科学历史观的指引下，仔细分析史料，触及历史前因后果，从而告别浮光掠影式的书写。简言之，有效的历史书写需摒弃不求甚解的语言游戏，要以诗的真诚拨开历史的云雾，照见语言自身的风景。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既是波云诡谲的，又是有逻辑可循的，经得起深长喟叹、抽丝剥茧，亦能满足人类从来就有的“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历史关怀。正如张业松所言：“如果文学叙述有志于重建关于历史的叙述，则历史元素和历史经验本身所具有的坚硬性，仍是需要得到尊重的，绕不过，也躲不脱。强绕硬躲，难免不和谐。”
近年来，一些写史长诗自觉与单向度的历史认知拉开了距离，其内藏章法，蕴含着重启历史势能的可能。比如，朱朱的《清河县》表面上也取道“养小”写法，但未沉耽于历史碎屑，反而以原型式的人物塑造和精确的复调结构，型塑出微妙人性角力的剧场，进而揭示出文明隐秘的构造。叶丹的《屏风》以晚明历史片段为依托，用“屏风”这一意象喻指历史和语言的关系，并难能可贵地直陈——处于屏风一侧的语言，只能以沉默面对历史，从而营造出一种哀悼感。这种对历史书写之难的坦诚，反而让诗歌有了从“历史语言化”的泥淖中脱身出来的可能。余旸的《乡村记事》深入乡村治理的“实务”，并将自己对城乡关系的深刻体悟转化为活泼又严肃的语体。类似这些诗作在饱蘸切身经验的同时，开拓出历史认知的精神纹路，也让当代长诗写作有了走出固有精神结构、启动新引擎的可能。
写史长诗的潜能远未耗尽。好的诗人总能在语言光滑的绸缎上找到线头，从历史资源中生发出新的力量和创造，让诗歌与思想、政治、历史的广袤天地相联结。
（作者系复旦大学图书馆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