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理查德·利罕在《文学中的城市》中所提出的，“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模式和文学模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某种意义上，阅读文学一直是阅读城市的一种形式。近年来，上海青年作家的作品，以故事的丰富性、空间的广阔性、人物的复杂性等建立起“人与城”的多元互动，探索自我与时代、与历史、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在青年写作这个话题下，如果对他们的生存空间按照行政空间划分，大致就是城市青年、小镇青年、乡村青年，当然还有一些海外青年。随着现代城市化浪潮，人的流动性尤其是年轻人的流动性都很强，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家园和异乡的离散感，一种自我身份确认的焦虑感。对于青年作家写作来说，找到一个合适的观察位置和视角非常重要。文学视角的差异就是都市现实的差异，也是每个作家面对的现实差异。上海的青年写作至少存在三种类型的视角：在上海的原住民、在上海的异乡人、在异乡的上海人。

在上海的原住民

在城市出生、成长的青年，他们可能没有从乡村生活进入城市生活的冲击和震荡感，但是随着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都市空间的不断重构，上海对于他们而言也是变迁的家园。

张怡微的不少小说以上海工人新村作为观照点，反映城市变迁与阶层流动，在细微的空间中展现人性的复杂。《字字双》一篇对这个话题仍有延续，在拆迁“战役”中，在荒诞的抵抗行动中，主人公却感受到家庭成员久违的团结和温暖。小说集《四合如意》为网络新媒体时代和疫情时代的世情留下一个缩影，年轻人流动在各个国家、各个城市，生活的不确定势必带来情感的不稳定，人们习惯计算各种成本和回报，更加难以承受家庭和社会的责任，甚至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独自生活。

周嘉宁的《浪的景观》则借由一个群体一个行业来观察时代的浪潮，同时也描绘出城市空间的瞬息万变。这里的主人公是城市普通青年群像，是平凡的大多数，没有高学历和光鲜靓丽的工作，只是在外贸生意中随波逐流，他们见证了时代的风暴，非典疫情、互联网的普及、电商的崛起……他们的“战场”是那个以香港名店街、迪美购物中心为代表的人民广场地下商城。“80后”的时尚早已不再流行，他们的李维斯牛仔裤、匡威球鞋已经逐渐被Lolita服饰、JK服饰、BJD娃娃、汉服等等Z世代的时尚所取代。

王若虚的《狂热》主人公则是一群文学青年，小说还原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盛事与“80后”作家群的成长之路，同时还有当时社会各界以及亲历者们对于“青春文学”的争议，这场青春文学的浪潮混杂着资本和市场的力量，不同的个人选择让人物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狂热》在为同代人写作，直面切实存在的社会危机和时代话题，以文学的方式讲述曾经的文学浪潮。

此外，“90后”作家栗鹿的小说也为上海城市文学打开了新的书写空间，她写的既不是上海的摩登传奇，也不是弄堂里的市井日常，而是崇明的岛屿奇幻。作者在访谈中自认为属于“小镇写作”：“崇明岛的地域特征比较特殊，既有乡村的部分也有小镇的部分。”在上海，写自然与乡土的为数不多。随着城市发展，城市居民与自然的联系日益变弱，国内外学者对此都有担忧，青年一代失去了生长所需要的东西，罗伯特·波格·哈里森在《我们为何膜拜青春》中说：“乍看之下，这个世界现在主要属于年轻一代（有着自行其是心态和沉迷科技小玩意儿的一代），但实质上，我们时代正自觉或不自觉地夺去年轻人赖以茁壮生长所需要的东西。它夺去他们的闲散、遮蔽、孤独和创造性想象力（这些都是人格的生成本源）。它夺去他们的自发性、惊奇（wonder）和失败的自助游。它夺去他们闭上眼睛自行想象的能力，让他们无法在电影、电视和计算机屏幕的框架外思考。它夺去他们与大自然的广博和具体的关系——没有这种关系，人就不可能与宇宙有连通感，而人生也会始终保持在本质上无意义的状态。它夺去年轻人与‘过去’的连续性，而这个‘过去’的未来，他们很快便有责任去打造。”栗鹿的《致电蜃景岛》向我们证明了年轻人仍然具备这种创造性的想象力，仍然具有与大自然广博的联系，与过去的联系。

在上海的异乡人

在上海的异乡人，有外国人也有外地人。上海之所以被称为“魔都”，还要“归功”于日本作家村松梢风1924年所著的游记《魔都》，之后又有长篇小说《上海》。他第一次使用“魔都”来指称上海，描述这里国际大都市包罗万象的特质。上海的殖民地景观是一些外国人眼中“故乡”的镜像。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殴大旭曾经作为“上海写作计划”的一员在上海生活写作，完成了他的作品《五星豪门》，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他者”的陌生化视角来看待这座城市。主人公们以移民身份试图融入上海、征服上海，同时也展现了资本对于城市空间的掠夺和改造，但是，主人公们既没有完成对上海的征服，也没有摆脱马来西亚的生活记忆，在故乡与他乡之间陷入了一种全球化时代的身份认同困境。这也与村松梢风笔下的魔都遥相呼应——“将上海称之为魔都，称之为罪恶渊薮的人，未必就是真正了解上海的人。”面对都市生活的复杂性，每个人都只能写出自己熟悉的局部。

异乡人当然更多的是外地人，其中很多人都成为了新上海人，但上海与故乡之间的关系多少都会成为题中之意。新的事物不断涌现，但并不意味着旧事物的消亡。城乡关系虽然更加紧密，但是城乡差距并未消失，城市与外省青年的主题也依旧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甫跃辉系列小说中的主人公类似于都市零余者的形象。《动物园》中动物园、大象、气味，这些都是主人公心中故乡的象征，所描述的大多是故乡如何治愈外省青年的都市创伤体验。他最近的小说《万重山》仍然保持着对城市生活与乡村世界的再审视。从《集散地》到《清歌》，项静的故乡“傅村”在文学的地图中已然成型，她保持着乡村与城市的双重视角，克制冷静地展现故乡的变迁。还有一些作品书写的是外地人如何成为新上海人的艰难过程，叶杨莉的《连枝苑》直接聚焦外地青年城市买房的艰难现状，魔都居大不易，房子是都市年轻人最真切的需求和焦虑，是确立自身身份最直接的途径。王占黑的系列小说则更像一个都市的漫游者，观察着城市空间中那些被忽略和被遗忘的、日益衰落的老社区和老年人群体。

在异乡的上海人

双城记式的书写传统历史悠久，不同时代都有接续。唐颖的小说既不是传统的乡村与城市的对比，也不是京派与海派的对比，而是纽约、新加坡等全球化都市和上海之间的对比。小说中的人物也在世界各地迁徙的过程中不断回溯上海和往事，为同代人寻求一种城市历史中的定位，或探究一座城市对于不同个体的生命意义。三三的小说集《晚春》中的八个故事对应着八个不同的城市，从杭州、上海、南京、北京、承德、开罗、以弗所、巴黎。流动于城市是现在许多都市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他们以世界为方法，在世界中思考自身。

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他们从小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各种文化交融中成长，无论语言能力、学习能力还是生活能力都足以让他们在走遍世界的过程中游刃有余。他们已经有条件逐渐形成一种文化自觉。事实上，上述三种视角在上海现代文学史上都不难追溯其传统，关注青年写作的背后也是关注人类生命与文明的传承，期待他们在既有的文学传统中有所突破，在不断的对抗、分解与重构中形成属于他们时代的文学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