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呈现了多元与蓬勃发展的态势，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诸多学者对当代文学史的思考，如洪子诚、程光炜、陈思和等学者先后提倡的“重返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等。他们的努力提供了重新认识和思考当代文学的多种角度，体现了学界对重新界定和解释当代文学发展历史，并用文学研究的学术逻辑梳理文学流派、文学理论、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以期最终实现被当前学术史和教育史所共同认可的学术愿景。

但作为当代众多文学作品与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枢纽，当代文学批评史却并没有产生足够多元的理论著述。文学批评所提供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感性阅读经验和文学审美，经过批评的感性提炼与审美评价最终形成批评史的脉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史才最为可靠。这一学术研究的空隙也引起了学界的注意，2018年3月吴俊的12卷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出版，以编年形式著录1949年—2009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各类文献资料、海内外的批评史料及相关资料，这部书可谓以“史著体例”，力求把当代文学批评史，建立在稳固牢靠的史料基础上。另一部是2019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丛书之一、程光炜所著的《当代中国小说批评史》。该书对浩繁的当代小说批评发展史进行了纵向的梳理，从重绘时代地图（1949—1976）、历史的漩涡（1977—1991）、修复中的前行（1992—2018）三个阶段展开论述。该书在构建整体框架中，创见性地提出从“解放区批评圈”“北京批评圈”“上海批评圈”“学院派批评圈”来介入当代文学批评历史现场。

从批评群体角度深入当代小说批评史的研究，最大限度地把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批评家在面对重要文学现象时所提出的重要批评观点和批评实践加以整理，总结出批评群体所具有的批评特征，但同时又尊重群体内部批评家的多元性。这一独特性的介入批评史写作的方式，避免了使著者和读者掉进浩繁卷帙的当代文学批评表象，真正厘清了当代文学发生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并且力求对不同批评群体所产生的文学史贡献和不足给予客观公正的评述。

在程光炜正式提出从“解放区批评圈”“北京批评圈”“上海批评圈”等批评群体角度介入批评史之前，翻看相关文学理论批评史著作，也可以发现不同地域文学批评群体称谓已经流行一时。这其中就包括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产生较大影响力的“京派批评”“海派批评”“闽派批评”“粤派批评”，以及新近提出的诸如“鄂派批评”“陕派批评”等批评家群体。这些地域批评群体并不是一个狭义的学派口号，其文学主张、文学立场和追求并没有趋向一致性。它是一个相对宽松的概念，作为一种文学地理学的换位思考，起着凝聚批评力量、增强文学批评的地域色彩的作用。

考察这些以不同地域命名的批评家群体，大致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批评家群体多为同一籍贯，或同在某一地域参与过有影响力的具体文学批评实践，有相关的文学批评阵地，对于重要文学创作、文学现象、文学流派做出令人信服的理论层面的判断和回应，并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大的影响力。以“闽派批评”为例，其主要成员有：谢冕、张炯、陈骏涛、童庆炳、程正民、何镇邦、潘旭澜、孙绍振、南帆等。其中闽籍批评家谢冕、孙绍振在80年代初曾为“朦胧诗”辩护，并撰文《在新的崛起面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提出“朦胧诗”写作背后的美学原则的改变是人的价值标准的变迁的观点。时至今日，“朦胧诗”已经获得文学史的认可，这种“崛起”原则的提出，已经成为认识“朦胧诗”的一个关键性理论话题，后来王光明、陈众议等闽籍批评家继续在新诗方面的探索也都得益于他们开辟性的贡献。另外，他们还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讨论，提倡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科学主义角度解读文学作品，这也可以看作1990年代以来符号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说等批评方法的科学主义转向的前奏。

“粤派批评”的主要成员有：杨义、洪子诚、温儒敏、黄子平、陈平原、饶芃子、黄树森、蒋述卓、林贤治、程文超、王晋民等。由于其地理位置空间特征，他们较早开展对港澳台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通过《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粤海风》《华文文学》等相关文化阵地，在港澳台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方面形成一系列相关成果，主要有：饶芃子的《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王晋民主编的《台湾当代文学史》、王剑丛的《香港文学史》、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等。2015年“闽派批评”高峰论坛在京举行，后又推出“闽派批评新锐丛书”；2018年“粤派批评与中国当代文艺”研讨会在京举行，“粤派评论”丛书50册将于近年完成出版。这些文学现象的出现，彰显了当前学术界对这一独特的文学地理学空间化特征的高度关注。

包括新近提出的“鄂派批评”“陕派批评”，都显示出对于当代中国文艺70多年的地域批评及其相关优秀经验的谱系学梳理。以陕西地域文学批评群体“笔耕组”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文学批评实践为例，它的成立对于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起步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成员主要包括：胡采、王愚、肖云儒、蒙万夫、刘建军、畅广元、李星、费秉勋、姚虹、薛瑞生、陈贤仲、李健民、胡义成、文致和等人。“笔耕组”多位成员在回顾所从事的文学批评活动对新时期陕西文学最重要的贡献和价值时，都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1978年以后，陕西作家发表的几乎所有重要作品都得到了“笔耕组”成员的及时关注与评论。

陕西当时的中青年作家包括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莫伸、京夫等都得到过文学组成员的追踪式批评，成员各自围绕一两个自己感兴趣的作家重点关注，在报纸杂志上撰写评论文章，引起了读者和全国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产生了诸如刘建军、费秉勋的贾平凹研究，蒙万夫、畅广元的陈忠实研究，李星、王愚等人的路遥研究等。这些批评家通过与作家的日常交流、创作访谈、研讨会讨论、追踪式撰写批评文章，忠实于文本、仔细辨析其创作历程中的优劣得失和创作新变，向读者和作者作出准确的作品解读与反馈，扩大了作家的影响。

回顾这些地域文学批评群体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在于：第一，在关注地域文学作家的创作、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兴起方面，他们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从文学观察的在场感和实践性而言，地域性批评家可能更早地接触了文学现象的发生，并可能最早引起了读者和学界的注意。第二，对地域批评群体参与的具体批评实践和经验作历史的回顾与梳理，对当代文学批评史的书写具有第一手资料的支撑与补充作用。第三，地域批评群体所形成的学术谱系追溯对于赓续地域文学批评的优秀历史传统、还原文学发生的时代语境、突显地域批评特色具有传承意义。中国批评话语体系的建立离不开本土批评实践的具体经验。第四，地域批评群体具有实践在先、命名在后的特征，体现了其作为一个学术地缘共同体的独立性、开放性和多元性，因而也具有更为长久的生命力。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90年代以来陕西当代乡土小说叙事研究（2016J039）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