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与文学，曾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之一。1995年，严家炎先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便是其标志性的成果。此后，各种专题性的区域文学研究著作不断问世，充分展示了这一领域的辽阔。
总体来说，基于地方视域的现代文学研究，往往是为了补缺被整体性叙述遗漏的地方传统，“地方色彩”“地域形象”“地方风土人情”等，自然就成了大家的聚焦点。正如有学者所言，“它虽然以‘区域’命名，却实则以‘地域文学’的精神流变为魂，以挖掘区域当中的地域精神的流变为主体”。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的代表作之一，《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很好地诠释了巴蜀地域文化精神、地域文学特色，其中所提炼和总结的一系列具有地域特色的意象和概念，诸如“川妹子”“回水沱”“实力派”“袍哥”“展言子”“茶馆”“摆龙门阵”“川味”等，依然被后来从事巴蜀地域文化研究的学人所广泛采用。不过，和该套丛书的其他著述一样，和当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的整体氛围一样，这样的研究，大体上仍是1980年代“走向世界”思潮的延续。作者对四川盆地意识的反思和走出夔门渴望的阐发，与其说是四川现代作家的某些表征，毋宁说是学者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心路历程。
的确，过去我们有关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发生，常常依循“冲击-回应”模式，即西方的影响和冲击，新观念在得风气之先的政治中心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形成，继而波及影响到其他城市，再逐步下沉到更小的“地方”。其实，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也遵循同样的影响模式，北京、上海占据着话语资源，上演着文学研究的“双城记”，引领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主潮。不过，关于巴蜀地域空间和现代文学关系的后续研究中，学者通过很多的文学史实发现，新文化和新文学从中心到地方传播方式未必靠得住。例如，新文化运动已经发生10年了，巴蜀的何其芳“还不知道五四运动，还不知道新文化、新文学，连白话文也还被视为异端”，四川能够买到《新青年》的只有成都的华阳书报流通处。又例如，李劼人的《游园会》很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最早的白话文小说，它发表于1912年，比鲁迅的《狂人日记》整整早6年。再如，胡适创作白话新诗的时候，四川的叶伯和业已创办《草堂》杂志，开始尝试创作白话新诗了。因此，四川的新文化新文学有自身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绝不仅仅是北京上海启蒙火星的迸溅，也不是北京上海模式的简单重复。正是基于这些考察和发现，近些年来，有学者提出的“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这一命题，所要反思的正是既往区域研究的“冲击—回应”模式，所要探求的则是“‘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绘制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丰富性，呈现出与既往不同的研究思路。
该命题提出之后，有关地方路径的研究开始热起来，《当代文坛》也创设了“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专栏。检视相关研究，不难发现，大家仍着力在一些大的文化区域，甚至是行政区域，如江南、华南、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晋察冀、绥远等不同时期的文化区域，或者如四川、贵州、青海、安徽、内蒙古等行政区域。此外，也有不少学人沿用成都路径的方式，主要着眼于一些大城市，如昆明、武汉等。也正如这一栏目开设时所构想的那样，“中国的文学不仅可以在成都发现，也可以在广州、重庆、哈尔滨、长沙、西安、香港等许许多多的地方‘发现’”。有学者认为，“‘文学中国’也存在对各地论功行赏、排座次的问题。个别城市或区域，因与中央权力、革命历史或党派政治的特殊关系，在文学史的表述中，将‘地方’升格为‘国家’层面的空间，如北京、南京、重庆、延安等。”很显然，比省级都市更下沉的“地方”几乎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基层的“地方路径”还没有被纳入到“文学中国”的范畴，毕竟，“乡土中国”才是“文学中国”的依托所在。不难看出，大多数研究者还没有彻底摆脱过去的区域文化文学研究的范式，或者说，“地方路径”中的“地方”还需要进一步的厘清和界定。当然，这并非每一个无限细化下去的“基层”都可以作为通达现代中国的“地方路径”，区域社会史研究领域一个个村落和庙宇无休止的打捞，碎片化倾向和功能性重复，已为前车之鉴。
笔者最近就尝试以地方北碚为例，探讨北碚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北碚的确是一个非常恰切的“地方”，一个可以发现和更好理解“现代中国”的“地方”，卢作孚开始建设北碚，既立足于地方，又着眼于中国。北碚，原本是土匪出没的江巴璧合四县交界的偏僻之地，卢作孚于1927年起开始推动四川嘉陵三峡的乡村运动建设实验，这既是地方建设的启动，更是在地方实验现代中国的开始：“在这一个乡村里为中华民国作小小的实验，供中华民国里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的参考。”短短几年之后，当时报纸就有“四川之模范镇北碚场”的说法，甚至有评选“全中国有三大干净地方”“一个是定县，一个是济南，一个便是北碚”。全面抗战时期，陶行知来到北碚后就称赞说，“来碚一周所见，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美国社会学教授孙恩山（T·H·Sun）也赞誉北碚是“中国城市规划的最杰出的例子”。
北碚自主走向现代化的实验之路，不止体现在经济建设层面，还在于文化和文艺上的探索，而地方报纸《嘉陵江》（日报），既是北碚走向现代化的见证，也保留了诸多北碚近现代文艺嬗变的重要史料。发刊词《介绍〈嘉陵江〉》中写道：“各位朋友，替你们介绍，这便是《嘉陵江》。嘉陵江是经过我们这一块地方的一条大河，我介绍的却是一个小朋友——两天出版一次的一个小报……这个《嘉陵江》，身体虽小，肚皮却大，大到可以把五洲吞了。各位朋友，不要见笑，不信试看一看，简直可以从这个小《嘉陵江》里，看穿四川，中国乃至于五大洲——全世界。”作为“我们这一块地方的一条大河”的嘉陵江，极具地方色彩，这也是报纸得名的初衷，预示着立足地方北碚的定位；但另一方面，嘉陵江本身绝对不是封闭的象征，它汇入长江流向上海和世界，预示着北碚也要经由《嘉陵江》通达中国和世界。
这份发刊词关于“小”与“大”的辨析尤为精彩，显然是地方与国家的隐喻表达，小小《嘉陵江》可看中国的定位，无疑表明，该报是理解“地方北碚”和“现代中国”如何互动的最好材料，而报纸上的文学作品，也是我们理解文学中国的重要案例。例如，《嘉陵江》留存的诸多“金钱板词”“新剧”“讲演”“报告”“故事”“笑话”等，诉诸声音的传播、强调听觉的反响，用文字阅读的标准很难给予它们恰切的定位，用上海、北京，甚至是成都的文学发展路径，都无法诠释这些“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或可以说，有声的文艺是北碚地区实现社会动员与国家观念形塑的重要途径，是“有声的中国”之典型个案，这也是北碚这一“地方路径”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价值所在。
当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并非是要凸显“地方北碚”经验的特殊性，恰恰相反，是想通过北碚这样的地方路径的发掘，探求它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更为普遍的共性价值。长期以来，学界太过强调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城市经验，如上海、北京、广州等诸多沿海城市，中国现代文学也多注重大城市，但其实，这些大城市的经验未必在其他地方都有效。周宪考察现代性概念时，曾借鉴本雅明的“星丛”说，他提出“把现代性作为一个地方性的概念，实际上贯彻了‘家族相似’或‘星丛’的观念”。考古学家苏秉琦探讨中国文明起源时，提出了“满天星斗说”。其实，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亦可谓是“星丛”和“满天星斗”模式，五四之后，知识精英阶层下乡，相继在各个地方展开乡建实验，有成百上千的乡建团体和乡建试验基地。北碚只是百千中的一个，我想，寻找类似北碚这样更为“下沉”的地方，不断总结其现代化的经验，探寻其文艺现代化的路径，呈现中国文学发展的主体性，由此打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的可能。
（作者系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