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 联：在中国文学史上，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不论是古代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地域性都以其特有的文学书写和文学表达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图景。您如何看待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
李 怡：中国人很早就具有了区域意识，甚至可以说，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从一开始就同时伴随着对区域的自觉认识。《尚书·禹贡》是以区域地理的视野描述着中国的形态，《史记》有言“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历代史书也都设有“地理志”，记录下了源远流长的区域景观。中国古代文学素有南北之别，因朝代更迭、文化流变，在各时各地有着不同的体现。
至现当代，伴随着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同进程，自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区域差异，这些最终又都在文学中被传达了出来。如果说，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内在关系，我觉得可以说是经由了文化和文学的创造主体——人——而形成的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文化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特色；另外一方面，文学发展的特色最终构成了文化的特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抽象的文化与抽象的文学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一切都必须经过人的创造、选择。失去了对人的考察和分析，任何谈论文化如何影响文学的理论都难脱“决定论”的嫌疑，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
禾 联：文学书写既要关注地域，也要观照整体，不同区域、不同作家的文学书写展现了地域作家各有差异的具体“路径”，正是不同路径的对话和并进才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您如何看待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地域书写的价值和贡献？
李 怡：地域书写几乎具有天然的价值，因为这里就是每一位作家具体而微的生存环境，是他认知世界和人生的背景，是他提取世界观与生活感受的最重要的基础。在根本上说，一个作家并没有生活在抽象的“中国”或“民族”之中，他关于国家民族的感受和概念首先是从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开始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作家的中国性和民族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区域性经验。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其实就是不同区域的个性的整合，这个整合是一个有机体自然“化合”的结果，而不是像我们过去想象的那样，先有庞大的“中国性”“中华性”，然后这些“共性”落实到不同的地方、区域，最后产生了区域性。事实恰恰可能是反过来的。
另外，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即区域文学研究主要还是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形成的学术范式，应当说在那时我们对于区域研究的理解和思考还是有局限的。表现出来就是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在一个宏大叙事的框架中来理解现代中国文学，并且不时将现代中国的文学进程置放在西学东渐的模式之中，先考察西方文化和文学如何影响到了中国的核心城市，如上海、北京，然后经过核心城市的“转口贸易”才逐渐向其他内地城市发展、渗透。
这样很容易形成一种“大中国”的现代性“落实”为地方的印象，或者说，地方的现代性不过就是“大中国”现代性（其实是少数“先进”城市的所谓现代性）的某种程度的领悟和呈现，这样一来，地方、区域的主体性就被压抑了，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人的主体性就被忽略了。最近几年，我提出对“地方路径”的研究，这不是对区域文化研究的简单重复，而是通过对一个动态的现代化走向的关注，重新提醒研究者注意主体性、创造性和选择性，地方路径不是简单的研究地方文学，而是观察和描述地方文学的现代化运动方式，这是试图推进过去区域文化、区域文学研究的一种努力。
禾 联：地方书写路径的研究能够丰富现当代文学的面貌与图景，探讨地方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联性，并将这种联动关系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有可能重建一个解释的框架。对于推进地域文学的研究，您有何建议？
李 怡：基于我所认知的“地方路径”的现代化走向，我觉得应当严肃地重新讨论地方与主流的关系问题。对地方的观察肯定会揭示某些为我们所忽略的情景，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会“补充、丰富、完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然而，这并不是地方路径思考的主要方向，因为早就有学者提出，文学史并不是以追求“越来越多”为目标的。树立一个时代所理解的文学价值，在这个基础上，对历史的选择性呈现才是一部有意义的文学史的远大追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所谓的地方路径不能简单归结为作家基于地方的一般意义的书写路径。从本质上说，更值得深入讨论的是作家在地方体验的背景上提出的建构现代中国的书写路径，他们各自有特色，最后才形成了一个有整体特色的现代中国文学。也正因为有特色，所以不是所有的地方作家都值得或者说有必要进入文学史记载，在这个层面上，地方路径考察下的文学叙述是一种有标准、有删选的文学史，绝不会是更多的地方文学现象的堆积和拼凑。
地方路径视野下的文学研究不是为了追求各地文学的“大全”，而是重新寻找中国文学现代性之路的深层规律，是全新视野下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而不是四川文学史、湖南文学史、江苏文学史、浙江文学史等等。地方路径视野考察的有效性也并不来自它如何包容、打捞起了鲜为人知的地方材料，而是说它能够透过独特的地方材料、超地方的材料发现“中国问题”。其实，地方路径考察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熟悉地方的文献，还需要有深入的地方文学体验，同样更不是一位有着地方自恋情结的“冬烘”，不是地方秘史的炫耀者。合格的地方路径研究者应该怀揣地方、极目世界，解决的是全民族乃至全世界的大问题、根本问题，是真正的心怀“国之大者”，这才能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