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这又一次为我们当前繁荣新时代文学艺术指明了正确航向。
就进一步繁荣发展新时代的文学艺术而言，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坚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学艺术创作的优秀传统的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就是要坚持传承发展党所领导的为人民鼓与呼、为时代传神写貌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创作道路。譬如电影，自上世纪30年代末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下，就产生了《十字街头》《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乌鸦与麻雀》等揭示时代进步精神、表现人民心声的优秀现实主义影片，其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广度、力度和温度，不仅与当时脱离人民、远离政治的如“鸳鸯蝴蝶派”“娱乐至上”等消极电影严格划清了界限，而且有力地激励了人民群众推动抗日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也被当时的世界著名电影史家们称誉为走在人类现实主义创作潮流前端的进步艺术。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下的中国电影创作的优秀传统得到了进一步发扬。比如，谢晋执导的从《女篮5号》到《舞台姐妹》等影片，以及从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的《青春之歌》《五朵金花》到《红旗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一大批影片，都是坚持传承发展中国电影创作的优秀传统结出的硕果。进入新时期后，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吴贻弓导演的《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吴天明导演的《人生》《老井》以及西安电影制片厂的《野山》《黑炮事件》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人到中年》等影片，都是坚持传承发展中国电影创作的这种优秀传统、坚持走中国电影的为人民服务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创作道路而结出的累累硕果。历史雄辩地证明，文艺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要反映、要体现时代要求、反映人民心声，就不可能脱离政治。可以说，北影厂、上影厂、长影厂、西影厂、峨影厂等各厂都有自身的创作优势和艺术特色，唯其如此，它们的作品才能走向全国，铸就了中国影坛的百花齐放。
再如，党领导下的中国新时期、新时代的电视剧和电视艺术创作，走的也是一条具有鲜明的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己的路，形成了自身的优秀传统。这便是，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各地都自觉高扬地方文化特色、配置地方题材资源，推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作品。比如，北京的从《渴望》《北京人在纽约》到《正阳门下》《香山叶正红》等“京味儿电视剧”，上海的从《上海一家人》《蹉跎岁月》到《心居》《破晓东方》等“海派电视剧”，江苏的从《秋白之死》《吴贻芳》到《戈公振》《范仲淹》等“苏派传记片”，四川的从《死水微澜》到《南行记》《淘金记》《壮士出川》等“巴蜀派电视剧”……这些作品走向全国，才形成了中国荧屏的繁花似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理应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去总结好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的经验，把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经验提升为中国影视艺术理论，从而赓续党领导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的优秀传统，谱写好新时代影视艺术的华彩新篇。以开放的博大胸怀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的文艺理论和创作经验是必需的，但毋庸讳言的是，时下确实有一种不是像鲁迅先生倡导的那样“运用眼光”学习借鉴外来文化中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用东西为我所用，而是生吞活剥地“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的不正之风。比如，喜欢套用西方文艺理论中的诸如“类型片”“类型片杂糅”“好莱坞大片经验”之类的类型电影观念来误读和阐释中国当今的影视作品，结果是背离了党领导的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的上述优秀传统，背弃了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成功经验，出现了一部“谍战片”火了，全国竞相效尤，一部“言情剧”火了，到处都是“婚外情”……甚至出现了盲目地拿创作与“好莱坞”对标的现象，于是，百花齐放没有了，一窝蜂、雷同化出现了！凡此种种，还不足以引起我们深长思之吗？
而且，赓续党领导的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的优秀传统，就必须弘扬时代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影视艺术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为时代画像、立传、明德，就既需要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伟人英雄，又需要表现一般题材和寻常百姓。须知，我们既主张题材有差别论又反对题材决定论。因为，再重大的题材在平庸的创作者那里也会写得公式化概念化，以致如茅盾先生所批评的那样，作家艺术家糟蹋了题材，作品缺乏艺术感染力。反之，即使是很小的题材，在高明的作家艺术家那里，也可能开掘出反映时代精神的大主题，如大家熟知的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一件小事》，从“我”与人力车夫对被撞倒的老妇人的不同态度中“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开掘出上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向工农大众学习的时代大主题。可以说，弘扬主旋律与坚持多样化是辩证统一、缺一不可的。与此相联系，赓续党领导的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的优秀传统，在为伟人画像、为英雄立传的同时，作家艺术家还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镜头更多地聚焦于耕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第一线的平凡劳动者，如电视剧《人世间》《大山的女儿》《富春山居》和电影《守岛人》《长沙夜生活》等。我们的前辈、著名文艺理论家秦兆阳曾力倡“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其要义之一便在于强调现实主义创作在题材选择和人物塑造上都须有广度、深度、力度与温度。另一位前辈文艺理论家邵荃麟则提出了现实主义创作应在写好“英雄典型”与“反面人物”的同时，注重写好大量的“中间人物”即“芸芸众生”，这才是现实主义的“深化”。我以为，这些都是从中国的现实主义创作经验中总结出的中国现实主义理论，虽然曾遭受过不公正、不科学的批判，实践却雄辩证明了，在今天这些都应成为我们总结好新时代文艺创作经验之“中国道理”的题中之义。
总之，哲学管总。我以为，要真正落实好“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就要正确处理好政治与文艺、主旋律与多样化、重大题材与一般题材、英雄伟人与人民大众的辩证统一关系，就必须在哲学层面、思维方式上来一次彻底的深刻的变革——用全面把握、辩证和谐的科学思维去取代那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