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地理学上的西部，因其地理海拔的高峻和空间距离的遥远而具有某种神秘意味，历代文人大都产生过“到西部去”的想象与冲动。然而西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人们只能从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和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这样的诗句中做出一个大致的揣测。明代以来，陆续有诗人行吟至西部农业区的河湟谷地，并留下了一些与西部有关的诗篇。直至“十七年文学”以后，现代新诗开辟出了气质独具的西部诗歌，杨牧、周涛、昌耀、海子、西川、沈苇等“外省”诗人似乎陆续收到了来自西部大地的“神秘召唤”，他们以“建设者”或“旅人”的身份相继抵达，并在那里写下了各自的代表作。

可以这样认为，西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诸多诗人实现“精神朝圣”的理想之地，南京诗人姜耕玉的《寂寥如岸》恰好也印证了这是其完成一次重要的“精神远征”后的创作结晶。这部诗集中的大部分作品所涉地域与西藏、青海和新疆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介入西部这一时空场域时，主动为自己的“旅人”身份和“他者”眼光赋予了“朝圣者”和“探寻者”的双重内涵。这样一来，诗人眼中的西部不仅呈现出自然风貌上的开阔和寂寥，也彰显出历史地理与文化传统层面上的厚实与旷达。诗人将诗集第一辑的标题命名为“向西向西”，不仅为读者指明了其行进的方向，更有一种因不断抵达而展现出愈发神往、沉醉的心路历程：“我是个过客/受臻美的雨线的鞭笞，多么好！/当同车女士递来毛巾/我才感到有点冷”（《停车在雨夜的荒原》）。

西部高寒，但诗人甘愿接受高原雨线的“鞭笞”，这样的情愫与“西部歌王”王洛宾“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的歌唱有了异曲同工之妙。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高海拔地区氧气相对稀少，一般的旅游观光者大都会产生身体上的不适感，进而减少探寻与审美的兴致。然而作为诗人的姜耕玉，在驻留高原的某个雨夜里惊讶地发现“这一片沙湿地草色，纯正得让人震颤”，行走在西部，他分明感受到“天地茫茫恍惚兮/惟斜在风中的雨线/仿佛从冥冥鸿蒙中延伸而来/每一滴都带有野性却透明而柔软”（《停车在雨夜的荒原》）。与牛羊成群的牧场不同，荒原的构成要素更为复杂，生存其间的生命体必须不断承受多变气候的考验，尽管如此，荒原上的沙砾、草窠、旱獭和民众依旧保留着本色的一面，也就是诗人所言的“令人震颤的纯正”。显然，这种感知力的获得，与开阔、静谧的西部有关。

身处车水马龙的都市，人们的感觉系统在日渐钝化，那些带有模式、复制和拼贴痕迹的现代工业产品，实难看到其纯正的底色。不得不说，诗人的这一“对比式”发现与感知，实质上就是在行进的过程中让自身的思想和精神获得西部大荒的检视与涤荡。一滴“带有野性”的雨水，它的降落姿态自由而松弛，但在巨大的寂静与空旷中，它又展现出自身的透明与柔软。众所周知，雨滴本身是尘埃的附属物，然而步入这样的高寒之境，诗人内心感受到的却是它们的洁净与透明，这样的表述极易令人想到诗僧慧能“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的偈句——心身一旦合一，它就是一面折射世界的镜子，何为实像何为虚像，自当一目了然。如果说这样的解读能够成立，那么可以认定的是，经过不停西行和思考，诗人的确实现了一次重要的“精神远征”，而这样的跋涉与远征，必定关联着一颗敏锐、纯净的诗心。

诗人来到西部，除了满眼的空旷与寂静，其探寻的眼眸必会投向高处。因其之高，才有了昆仑神话中的“天梯”以及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慨叹。诗人对西部高度的确认始于冈底斯山脉的主峰冈仁波齐：“峰顶，白色的沉静。//七月的太阳滑下了山。/古寺顶的金属塔尖/渐渐隐入黯淡的蓝/卓玛拉山口那个转动经筒的人/手背沐着一道雪亮。//四周峰群巨人般肃立/拱卫绝顶升起的炫目之光”（《静穆》）。可以想象，峰群之上的月光描摹着冈底斯山上的雪线，雪线之下，依次是古寺佛塔和手持经筒的老者——诗人以长焦镜头与近景特写叠合的方式，向读者描绘出地理与精神维度上的“西部高度”，这种高度实际上也是衡量人与自然及社会关系的一把尺子，在这把尺子面前，诗人不由发出这样的诘问：“冈底斯山敞开门/谁是陌生的人？/河谷的风吹着你也吹着我/钟声瞬间即逝在空中/一只大鸟盘旋而上/天边总露着笑容”（《行走在冈底斯山的旅人》）。相对于奔忙在高速路上无暇“打开”自己的人们，西部大山的胸怀和门扉永远是敞开的，任由山风吹过、大鸟飞过、旅人走过；相对于城市空间的逼仄和压抑，在开阔的西部大地之上，人们能看到那里的天空“总露着笑容”。

有了行走的方向和高度的确认，诗人的“精神远征”便有了结实的诗思基础。我们可从长诗《魅与蓝》得出这样的阅读体验——从自然的西部到超验的西部，再从超验的体悟返回到生活的根底，诗人的远征之旅因之具有了超越性质的哲学之境。至此，我们不妨将诗集《寂寥如岸》的意义指向理解为诗人远征后的回归——让沉重的肉身靠岸，让自我精神空间得到哲思维度上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