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书写文学史时往往会有所取舍，被“舍”去的那部分，有时是因为作家的知名度不高，有时是因为相关文献太少，有时也会因为有的文体比较小众。子弟书就是这样一种相对小众的文体。子弟书是在清代八旗子弟群体中产生的一种说唱文学，流行于北京、天津和沈阳一带，随清亡而消逝，其文本也就散落各地、不为人知了。可见，子弟书不仅文体小众，而且文献难寻，难怪一般文学史著作都未提及。然而，只要研究者肯花力气去搜寻文献，并用合适的理论来解读文献，小众文体研究也能成果出众。李芳所著的《清代说唱文学子弟书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就是小众文体研究的优秀成果之一，不仅呈现出了子弟书的完整面貌与来龙去脉，还在方法上为小众文体的研究树立了典范。

一般来说，小众的研究对象都需要研究者花大力气去各地搜寻文献资料。李芳动笔之前，先与黄仕忠、关瑾华一起对存世的子弟书进行了调查摸底、目验比对，编成《新编子弟书总目》与《子弟书全集》。在此基础上撰写的《研究》一书，自然以材料的“全”与“新”为特点，如无名氏的抄本《子弟图》、爱新觉罗·奕赓的稿本日记《小黄粱》等，都是首次披露的子弟书文献与相关资料。正是作者的努力与坚持，使大量珍稀的子弟书文献得以重新面世，也为《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文献基础。

同时，《研究》在对文献的考辨和使用方面亮点尤多，还在“余论”中前瞻性地提出了要探索建立说唱文学的整理方法的设想。作者既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放眼世界，摸清家底，完善已有的目录”“编撰说唱文学目录”“对说唱文学进行校勘”的学术步骤，又结合子弟书的整理实践，分享了如何在文献整理过程中有效保留说唱文学文体特性的具体经验。这不仅是作者对过往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建立说唱文学文献学的理性思考。

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研究》还对子弟书的起源、名称、作者、题材、演出和流传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涉及子弟书的方方面面。在这一系列研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作者敏锐的问题意识，每一章开头几乎都会列出想要解决的问题。例如第三章“子弟书的文体”，开篇就提出“何谓子弟书”，这是一个关涉子弟书艺术本质与文体特性的重大问题。作者在引言里又进一步将其分解为若干个小问题，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书写方式，既明确了本章的研究目标，又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是一种较为可取的研究范式。又如，《研究》的第四章看似在探究“子弟书”的称谓问题，实则揭示出子弟书这种曲艺形式的确立过程。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层层深入、以小见大，与堆砌资料、泛泛而谈的论著不可同日而语。

《研究》不仅注重解决问题，还能跳出具体的问题，从更高的理论层面来审视解决问题的路径和范式。作者将之总结为三大理论视点：雅俗文学、民族文学和说唱文学。例如从雅俗这一点来看，文学史上的雅俗之别由来已久，雅文学与俗文学之间既有壁垒、又有沟通。《研究》指出，子弟书是先由满族文人创造，文词、演唱与内在品格皆以“雅”为尚，后来才逐渐从高门大宅传播至民间大众。也就是说，子弟书后来虽以俗文学的面目示人，但其传播路径却是由雅入俗，与一般想象中的由俗入雅并不一样。这就促使读者对雅俗文学之间的关系作出反思。三大视点的提出，体现了《研究》的理论高度，也展示出文献考索与理论探讨相结合的宏大格局。

扎实的文献工作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可以将某种小众文体研究得非常透彻，但要跳出“小众”的局限，还需将其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方能显示出多方面的意义来。《研究》就从民族文化史、社会生活史、清代文学史等多个角度出发，深入考察了子弟书与旗人生活、清代文化政策、汉族文化之间的多元关系，子弟书的历史意蕴也由此变得丰厚起来。当小众的研究对象被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时，或许就不那么小众了。

诚如作者在“余论”中所言：“中国传统说唱文学的整理与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最好的历史时期。”随着海内外所藏文献资料的不断发现、整理与公布，很多之前未受关注的小众文体都会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研究》的一大意义就在于，它显示出小众文体的研究不仅需要坐冷板凳的精神和毅力，更需要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广阔的文化视野。其实，文献、问题、视野堪称一切优秀学术著作的“三术”，因此，《研究》对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也具有积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