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求是惯用偏正结构的短语“什么的什么”作为小说标题。他的《五月的铜像》《迷路的情书》《谢雨的大学》《街上的耳朵》《地上的天空》《父亲的长河》等，都是这样的句式结 构。《宇宙里的昆城》，钟求是采用的还是这样的偏正结构。这些短语的内部，词语与词语间的限定与被限定、修饰与被修饰、说明与被说明，乃至强迫症式的句式上的均衡，似乎表明钟求是在思维和性格上的内趋、理性、克制、隐忍和循规蹈矩。

《宇宙里的昆城》是钟求是写一己之好奇，写他人之好奇，以“好奇”作为小说的叙事推进力，构造出的一篇具有强烈实验色彩的小说。一边是宇宙之大，之浩瀚，之无垠，一边是昆城之小，之细微，之具象。两者之间没有登天的云梯，其中介物就是张午界，一个昆城出来的天才，从中学生到大学生、研究生，到博士后，再到物理学教授，终其一生，日子过得敷衍、潦倒、凄惶和失败，工作没有着落、婚姻破裂、师生反目、失眠抑郁，却在辽阔的孤独和苍茫中，认真追索着宇宙的起源，追索着宇宙大爆炸之前的那个太初状态。

张午界是钟求是倾心塑造的人物。他自小就“又傻又狂”。傻，是以常人的眼光看，他不专注有形的经验生活，不谙人情世故，所以应付不了看得见的生活，人生处处充满失败感。狂是因为他有更高远的仰望，更高远的追求。他是个仰望星空的人。他的头脑中，充满着各种粒子、参数、星团和长长的隧道等，他顺着这些复杂的看不见的世界，去探究那个更复杂的、更加看不见的宇宙的起源。张午界的傻与狂，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狂，傻就失去意义，不傻，狂就失去根基。张午界是钟求是创造的一个典型时代里的典型人物形象。我们逐渐失去了对遥远、未知、不确定性世界探寻的冲动。我们只对眼前、现实、可能的生活抱以兴趣和有限的热情。而张午界不是，他是生活在空中的，脱离了凡俗的生活。他不追求功利，他对是非、善恶、对错，对平常人所谓的价值和意义的概念也毫不上心。他痴迷于搞清楚宇宙诞生前世界的样子，所以对家庭责任缺乏必要的担当；他坚定地选择弦理论，所以与导师背道而驰。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的道德逻辑中的“道德问题”。在张午界那里，苍茫的宇宙当中，人类的一轮文明亦不过是“缝隙”，其中的道德正义不过是“缝隙”中的“缝隙”罢了。

张午界现实生活中的失败，并非因为他的无能或者无力，而是因为他的无感。世俗的生活激发不出他任何的兴趣，相反，他对浩瀚的宇宙产生出无尽的好奇。张午界生命与灵魂世界的全部密码，就是“好奇”二字。他对星空好奇，对宇宙好奇，对宇宙的起源好奇，他以全部热情乃至是生命去满足这个好奇，把自己交给一家人体冷冻机构，为的就是50年以后醒来，能够看到超强对撞机的建成，撞出他期待已久的粒子，证明宇宙大爆炸理论的正确，或者是相反。

张午界这个人物，不是理想主义者，不是乌托邦，不是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这些都是隐喻性或象征性人物，张午界不是隐喻性或象征性人物，他是写实型的人物。他是那么的真实，真实到没有一个现成的、观念化的标签可以贴在他身上。张午界就是张午界，就是一个有好奇心、想探究宇宙和世界起源的人。

《宇宙里的昆城》中，钟求是不惜采用第一人称，把真正的自己写进小说中，让自己成为小说中的一个连接人物，成为张午界、徐从岚自小一起长大的同学，并参与小说中的几乎每一个事件。以这样的有限视角，钟求是强化着小说的真实性、小说人物的真实性和所叙述事件的真实性。但是必须承认，钟求写《宇宙的昆城》其实是在冒险：小说涉及到那么多的物理学的知识，宇宙大爆炸、量子纠缠等，涉及到那么多物理学理论、物理学学派， 比如弦理论、M理论等，涉及到物理学界那么多真实的人物，如爱因斯坦、威腾、霍金、杨振宁，等等，这些容不得半点的差错，否则就会成为小说的硬伤。此外，在小说的写法和结构上，钟求是通篇采用的都是人物对话，有叙述人“我”和徐从岚的邮件往来，“我”和张午界在上海咖啡馆、杭州西湖夜色里的对话，还有“我”和徐从岚在昆城老宅桂花树下的闲谈，等等。如此连篇累牍的人物对话，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使得小说变得冗长、乏味、臃肿。所幸的是，《宇宙里的昆城》保持着很好的节奏和张力。钟求是找到了小说的推动力，这个推动力就是“好奇”。张午界有了对于宇宙起源的好奇，就有了他的全部行动力，他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表现，他一次次的失业、婚姻破碎、背叛导师、回国跑半马和全马，直至把自己交给人体冷冻机构等，都因为对宇宙起源的好奇，而有了叙事的合理性。

某种意义上讲，钟求是就是张午界，张午界就是钟求是。这也是作家钟求是想获得另一种更大的看取“昆城”的视角，毕竟，昆城在钟求是的笔下，就是我们当下的时代、生活和人性。

以好奇写好奇，以好奇结撰小说——不得不承认，这在“小说”的观念、形态和叙事实践上确实是一个创造性的尝试。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