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亮的《数字技术的发展盲区——浅谈工作与生活中的那些“技术返祖”》一文，仿佛让我的思绪在瞬间返回到30年前，随后再遍历着30年的历程一步步走回来……

我开始写作时还没有电脑，是名副其实的“爬格子”。我为刊物撰写专栏，但刊物问世有基本周期，将成稿交给编辑后，最快也要4个月后发表——问题不在编辑审稿的时间，而在（铅字）排版与印刷的时间。

然后就有了电脑，有了打印机，可以邮寄打印稿。其实电脑的出现，最大的好处还不是文字清晰，而是方便作者反复修改。但当时的出版行业与作者工具的进步并不匹配，很多报刊依旧采用传统的铅字排版。

再发展下去就有了激光照排，排版工人从繁重的铅排工作中解脱出来。有些出版社要求作者交打印稿时再交一张磁盘——1.44M的小磁盘，已经比1.2M的大磁盘容量大了，而现在的U盘动辄就是几个T。不过当年的排版系统需要一系列命令，就连各种字体都要加注专业符号，非专业人士很难操作。所以那时打字员是个吃香的职业，很多学者手写了文章花钱请打字员录入排版。

再然后就有了互联网，有了电子邮箱，有了网络传递文件，有了线上修改系统……所以当书亮这样的年轻人遭遇传统规则时，一定感到极其难受。

但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相比于技术进步，我们的生活往往会严重滞后。事实上技术进步永远不是改变社会状态的必然因素（尽管是关键因素），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导向。每当一项先进技术出现后，它都需要等待人类社会很久很久。

20世纪90年代，银行开办“通存通兑”业务，在一家储蓄所存钱可以在其他储蓄所取款。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觉得匪夷所思，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但在银行系统刚联网时，这的确是一个惊人的创举，要知道，此前存取款甚至需要三名营业员经手。北航储蓄所是全北京第一家开办这一业务的，编号001。为此我兴奋不已，拿着存折当信用卡，在全市各地存钱取钱，但经常遭到营业员的质疑——不是在这里存的为什么要在这里取？

21世纪初，我被动员在网上购买一件商品，过程出奇的费劲。我哀叹网络购物之繁琐，但对方告诉我：等到线上支付普及后就方便了。我心想，开玩笑，这要等到猴年马月啊？然而很快，线上支付迅速普及，网上购物快捷便利，现在几乎全部生活用品都来自网购。

但当某项新技术过快进入生活时，还会引发不同工具并行的情况。现代汽车问世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传入中国，但我小时候，北京的街道上还是各种交通工具混行——除了人力自行车和三轮车，马路上并驾齐驱地跑着汽车、摩托、手扶拖拉机甚至马车。40年过去，马车在城市的街道上已经彻底消失了。

而数字化技术的出现，更让人们宛如生活在迥异的不同时代。如今，单位通过银行发放工资后，我母亲还是要在发薪日去银行取出现金，直到今天她仍用现金购物。而一个明显的对照例子是，我与一名大学生吃过自助后，餐厅退给他的押金是300元现金，他拿在手里近乎惶恐，直到我把现金收下并通过微信转给他他才安心，他说他出门从来不带一点现金。

智能手机刚出现时我极为抗拒，坚持使用传统手机，但为了不成为书亮文中那种给人“带来许多不便”的联系人，我只得再携带一个平板电脑使用微信。然而很快，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让我不得不缴械投降，尤其是当我站在路边伸手半天却叫不到一辆出租车时。

其实书亮还忘了一件事。当各出版社与报刊社都采用网上打款的方式支付版税和稿酬时，前些年，有些报纸的作者依旧会收到邮政汇款单。对这种残存的余晖我怀有一丝温情，仿佛它是与昔日的联系纽带；但作为网上支付一代的书亮却完全无法接受，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稿费都由我代收，我再从网上转给他。

事实上，很多东西之所以没有改变，背后有着诸多复杂因素，有时是因为守旧的老人，有时仅仅是因为固有的惰性。书亮遇到的情况，可能是出版社内部确实具有实际意义的要求，可能是传统编辑的习惯，也可能就是尚未有人意识到这些要求早已过时的惯性使然。但这种惯性并非毫无意义，也许正是由于技术无法实时地掌控社会走向，才保证了人类文明相对平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