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南城人，老宣武区白纸坊一带是常小琥儿时的成长之地，“没事就去走一圈”，漫步和巡游的习惯延续至今。一些个体经验被借用到小说当中，大观园里，一飞和姥爷在凉亭避雨的记忆同样属于常小琥，在追寻意义的河流中翻涌浮沉，打捞那些飘散的旧影残片便是存证之法。

写作《如英》经过了漫长的准备，对语言和思想的掌控固然是一方面，另一面，生活经验的累积，同样决定着书写的厚度。于是常小琥跟父母聊，也跟很多亲人以外的父辈聊，倾听他们诉说过往，哪怕微末。

比起虚构与创造，“重塑”似乎才是常小琥创作更为准确的定位。他不断被一些画面召唤，尝试去重塑它们，“我”被小心翼翼地藏匿起来，附身于每一扇窗、每一棵树、每一块嵌入老建筑的砖石、每一个夕阳黄昏……了无踪迹又无处不在。有迹可循之外，一场奥德赛式的羁旅或许早在常小琥一代人生命里埋好了伏笔。生活本身即序章，那些不得不说出口的终将发出振聋发聩的鸣响。

写“笨小说”，将一切和盘托出

杜 佳：您曾经感叹自己非常羡慕“充满想象力的聪明有趣的写法”，称自己的小说是“笨小说”。读过《如英》，不难感受到扎实的特质。正因那些脚踏实地的建构，小说有非常强的感染力，我想“笨”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方法和态度。请就这一写作面貌谈一谈。

常小琥：我之所以说自己是一个“笨作家”，大约源于一直以来，我喜欢那些硬质粗糙、“大块儿”的东西，有时的确到了不假思索“和盘托出”的地步，这可能就是一种笨。如果一定要解释，我想我希望用粗糙的东西表达细腻的感情，用简单的文字传递出力量，而不是通过技巧和段落上的设计让小说显得高级或聪明。这并非对某种方法的否定，只是我个人的选择。

杜 佳：您曾经谈到写作《收山》的中途很怕被人打扰，整天“精神上特别脆弱”，写《如英》时你的状态是怎样的？

常小琥：写《如英》的这两年被我高度意义化了，简直希望自己每天的生活都在推进这个作品。正赶上疫情，2020年我采访完以后就在家几乎没出门。每天一睁眼就想今天要写什么，反复地想，人物的合理性、他们怎么说话……就跟默戏一样。白天陪孩子，不动笔，只想，到晚上9点孩子入睡开始写作。有时直到凌晨，虽然写完了，但只是把白天想到的写出来，总觉得这个段落、那个部分的感觉还是不对。这特别像雕刻一个人像，轮廓雕完了，眼睛还没擦亮。往往在临睡前，哪怕花十分钟再看一遍，突然感应到这个部分的魂，那是眼睛被擦亮的瞬间。凌晨跳到椅子上把感应到的东西写出来真的很痛快。我承认在技术上、作品的观感上有差距，尤其我写东西比较陈旧，题材或主题有可能不适合现在的年轻人。我更多是为了过程而写，并且越写越慢。

杜 佳：但保持距离本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克服一些惯性和压力，写作这件事决定作家不可能完全断绝人际交往。

常小琥：很多事是当局者迷。在写作上，我发现无论跟别人聊什么都是一种观念上的探讨和碰撞，因为你对创作的那点想法，很可能别人也了然于心，就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自己是“失语”的，同时又是矛盾的，比如我特别喜欢在写作中见到不同特质的人。所谓不同，不只言谈举止、生活方式，甚至某些生命的根源也有异于常人。比起观念上的碰撞，不同的人看待一件事所体现的多样价值观，才是我感兴趣的。

杜 佳：包括如英在内，您笔下的人物身上都附着理想主义的光辉，这是否也是你自身的投射？

常小琥：还有理想实现不了的悲凉。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方向，也是一种限制，这使我写的人和事都要背负一些东西。

杜 佳：一个关于写作准备的问题，您以往的长篇《琴腔》《收山》都对应一个行当或一门手艺，《如英》则不同，无法做此归类，转向了一种向记忆深处的勘探和找寻。写《琴腔》和《收山》，您都付出了相当久的时间去接触一个行当和行当里的人，写作《如英》的情况是怎样的？

常小琥：时至今日，小说家不该再停留在对某些领域专业性的占有和所谓真实感的临摹，小说家的作用是把无论从哪里得来的经验，熔炼打磨，使之和叙述、人物以及整个作品重新生长在一起。如果说，写作《如英》有任何的尝试和突破，我想应该就是向着“回到人本身”迈出了一步，对我来说，这很不容易。因为涉及年代，小说依然有“展示”的需要。

说到这里，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写作是为了展示还是表达？”我常常在脑海中问自己这个问题，有时甚至对着电脑发呆，考虑刚写好的一段究竟该不该保留，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展示和表达糅在一起有时真的很难分清，于是我可能魂不守舍地为一句话较劲一整天。慢慢地，这似乎变成了我的一个方向——去掉展示自己的这颗心，专注完成一次表达，这让我的写作更加成熟和纯粹。

我们都是被封存在时间胶囊里的人

杜 佳：如英那一代下乡知青无论是被放逐异乡，还是返城之后，都经受着不同的苦难，他们无枝可依、处处碰壁的经历无疑延续了您写作以来的一种注视，这是否与您所受教育或成长环境熏陶有关？

常小琥：我愿意去倾听，不光是悲伤，也包括喜悦。当听到父辈跟我说一些不被外人理解的、遭受漠视的事情时，内心是触动的。他们那一辈人讲奉献和牺牲，理想是成为体系的一分子，而这种奉献的价值时至今日在某种程度上是隐形的，如果按照人生成功与否的价值标准衡量，可能会有人认为他们的一生毫无意义。

我书中的知青回城后，不仅被城市忽视，还被家庭内部的至亲之人视为异类。这种状态和现象是当时存在的，令一部分返城知青心灵无处安放。如果有人读完这本书能感受到这之中的不对劲和荒唐，我可能就发挥了一个写作者的作用。

杜 佳：这似乎不只是您一个人的感受，这与“80后”所受的教育和成长轨迹有关。我们儿时所受的教育、崇尚的精神是理想主义的，与成人后真正到社会里摔打所得出的认识存在落差。

常小琥：和从小受到的教育相比，我们步入社会，很容易在纷繁复杂又不可思议的状态里迷失。“80后”的怀旧可能源于我们亲身感受到的种种反差。如果真的能实现时空旅行，也许很多人想去未来看看，而我特别想回到过去，和没有机缘打交道的人再见一面。这比未来更吸引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跟父辈一样，是被封存在真空包装和时间胶囊里的人。

杜 佳：您有一些对人物心理深度的挖掘很触动我，如英为家庭作出种种牺牲，换来的却是亲人的疏远、侮辱，甚至仇视，或许有时候人们不知如何面对施与大恩之人吧。我反而觉得小说里那些不知所起的仇视很真实。

常小琥：你帮我找到了一个新的解释。我有时也在想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如英这样的姐姐，我该怎样面对她？说实话，我不一定能做到理解和尊重。当一个人为家庭，把牺牲做到极致，其他成员恐怕不知道该怎么“恰当地”面对这一切。小说里写到了这些问题，但只是点出来，并没有深入。如英在东北所受的苦难，不可能要求其他家庭成员补贴回来，尤其当四个姐妹各自组成家庭后，这种求平衡的逻辑更加不切实际。作为小说作者，我考虑到这些，写的时候也尽可能做到理性，只不过大家或多或少还是在人物命运纠葛中代入了自己。

杜 佳：读小说时，我感到您非常擅长通过对某个具体情境的书写表现艺术张力。

常小琥：某些场景是我虚构的，但基于人物关系和情感需要，那一代人相互的连接是真实的。我喜欢将我的写作看成一个重塑的过程，在人们司空见惯的基础上，凭借自己的理解去重塑事物。借用这段童年记忆，让人物的情感在这个情境下得到宣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杜 佳：小说中有很多关于北京南城的细节，随着“南城”这个地理概念和伴生的文化情结、生活细节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旧日南城留给今天的人们怎样的背影？

常小琥：我对南城的情愫，和很多老南城人一样，是一种情感上的美好的念想，太多的失落和追寻寄托于此，好像那时候的阳光和空气都和今天不一样。

我属于自我启蒙特别晚的人，小时候几乎意识不到家庭传统对人的影响，好多人和事都是时过境迁，才慢慢察觉。不过晚熟有晚熟的好处，直到现在，我也不否认自己身上孩子气的一面。后来我的家搬离了南二环，这种“隔断”让我对曾经居住的南城有了一种拉开地理距离后的观照，人的改变或许首先是物理上的，然后才是精神上的。作为一个北京孩子，我仍然可以天真又主观地去看待这个世界；作为作家，我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他人；作为一个南城人，我可以无限地怀念曾经的故园；但作为写作者，我又必须理性地看待这个空间，这是我的“两只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