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湖读书会于2018年4月23日成立，是一个在暨南大学中文系现当代专业老师指导下，由爱好读书写作的学子组成的读书会，成员含本科生、硕士、博士百余人，成员从2019年起参与《作品》杂志的“品藻”专栏及“明湖杯”大学生文学评论比赛。
明湖读书会
申霞艳（主持人语）：我们这次共读的是杨苡口述、余斌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这是一本画面感、氛围感十足，深情款款的传记。翻译家杨苡生于1919年，她从旧家庭走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知识女性，她译的《呼啸山庄》至今广为流传。红尘离乱，千帆过尽，沧桑不曾遮蔽她的天真，好玩之心和诗意之眼同在，她的回忆“有我”却并无“我执”，有“小我的亲切”又有“大我的普遍”，历史脉搏在悠悠往事中跳动，“她”的世纪徐徐展开，往昔在清风、明月中复活。
@林蓓珩：她的故事，抑或历史
百岁老人杨苡的口述从头细数，近4万个日子从“家族旧事”“中西十年”“从联大到中大”三大部分伸展至历史深处。旧式家族生活的苦闷压抑、中西女校的无忧时光、与战火为伴的求学生涯、充满龃龉的婚后日常……身份的转换伴随着独特的生命体验，背后是时代的巨变。杨苡用女性的语言剥去既定印象的表皮，还原出个人视角下的历史真实。“率真”是本书最大的特点，哪怕对至亲亦务求“不虚美，不隐恶”。她也无保留地解剖自己，五四新思想的启蒙，青年人的苦闷，贵族小姐身份的束缚，以及离家远赴西南联大追求梦想，也坦言自幼优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她对真实生活的无知。婚姻生活中的困扰、对伴侣的不满，以及与大李先生和穆旦之间朦胧的情愫，一一道来，让人不得不钦佩她“说真话的勇气”。她对历史上的名人进行了一次大胆的祛魅，近距离地展现他们的日常生活，用历史的边角料勾画时代的侧影。时代浪潮冲刷后留下的吉光片羽，折射出一位女性永不褪色的天真、果敢与坚韧。这部珍贵的口述史为我们提供了观照历史的独特视域。
@邱毓贤：苦痛与不屈的女性生命史
以女性视角切入百年波澜，杨苡口述自传展现的女性生命史既有苦痛，也有不屈。杨家奉守着男性权力中心的家庭结构，不仅强调等级观念，而且将对生命的规训与压抑视为理所当然。身为大姨太的杨苡母亲与年轻的二姨太被卖进、送进杨家。大太太有漫长的裹脚史，杨苡母亲被放足的小脚也有畸变。杨苡母亲生下的儿子杨宪益一出生便被大太太抱走，她在人前只能毕恭毕敬地称呼儿子“少爷”，妻与母的职责被功能化，礼教优先于血缘。丫头来凤遭受男厨师的摧残，后因“丢脸”被送走，杨苡母亲连哭泣也“一点动静都没有”。惧怕夫妻之事而离婚的大姐、羞于看到男性穿泳衣而不愿去度假的二姐、流产后登台唱戏的四姐，三者的不幸结局尖锐地反映出封建家庭对女性性教育的缺失、对职业可能性的扼杀及离婚之难、生育之险。
令人感动的是，新文化运动后，不少女性有机会改变人生。杨苡小姨求学的天津妇女职业学校为底层女性提供了求职通道。杨苡与姐姐多次争取后得以出门读书，在中西女子教会学校，一群女孩子联结成彼此携扶的共同体。书中还提到众多值得铭记的女性，如罗沛霖解除婚约时找的“好像是中国第一位女律师”、“中国第一位花腔女高音”黄友葵、为解放事业与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陶琴薰、陈琏……多年后，当成为翻译家的杨苡在客厅向口述史记录者谈起旧时人世，一个可以自由发言、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新家庭空间形成了。与长兄杨宪益的自传大不相同，杨苡细腻耐心地把握历史与家族、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倾听有悲有喜的生命回声。
@古格妃：“生正逢时”的时代见证
杨苡的个人生命史与社会新思潮的兴起相伴相生。五四一代经历新思想与旧道德的冲突，悠扬的安魂曲、青春、爱情、信笺、战火、动荡，为革命史提供了一份个人证词。杨苡以“举重若轻”的方式潜入大历史的另一面：天津住处每况愈下的数次搬迁，坐黄包车穿越租界的日常，历史课堂内容由希腊史到中国近代百年史的改变，在国文课上与新文学名家名作的相遇，课余时间排演李健吾的反战独幕剧《母亲的梦》，毕业季打破常规用中文演绎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与巴金通信诉说内心苦闷渴望冲破“家”的束缚，为逃避日军追捕只身前往昆明求学奔向“新的生路”，在联大期间加入高原社读新诗写新诗，“八一三”登报结婚仪式从简，生产后走出家门重返校园完成学业……对家国危难的感知与自由生活的渴望，“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忧戚与“娜拉走后怎样”的感伤，经由在场的青春体验，最终搭建起个人和时代之间的精神通道。口述史在五四延长线上回顾一代人从私密的家庭空间进入公共空间，将个人的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杨苡带着我们溯回二十世纪，重新感受人生与时代、革命与历史的千钧分量。
@许哲煊：对二十世纪“文学场”的丰富
翻译家杨苡也是现代文学的亲历者，她与巴金、李尧林、沈从文、冰心、穆旦、萧乾、吴宓等赫赫有名的作家的接触，其口述史是对二十世纪“文学场”的丰富。她与李尧林的懵懂情愫让人更能理解巴金《家》中高觉新的形象。李尧林在大哥去世后背负起家中的重担，巴金是在哥哥的保护下得以自由写作。李尧林的家族责任让他在感情上存在多重顾虑。是哥哥们牺牲自我支撑旧家族的运转，觉慧式的新青年才能到广大的人群中去。“觉新”们的处境反映出生活的复杂侧面以及真实的残酷性。抗战胜利，李尧林却病故了，这让人想起《寒夜》中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默默死去的汪文宣。巴金一生都对两位兄长的悲剧抱憾，他作品的感染力是从血和泪中来的。此外，沈从文于杨苡亦师亦友，常鼓励她写作，并“劝我以后少写那些净是口号的抗战诗”，这也反映沈从文对文学纯粹性的追求。沈从文怕耽误学生念书而反对跑警报，虽然存在更大争议，却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位著名的现代作家。另外杨苡对穆旦、萧乾、吴宓等人的回忆虽是蜻蜓点水，却也因细节的力量丰富了我们的感知。她对西南联大艰苦却又自由的学校生活的点滴回忆亦具启示性。
@曾嵘：有声的中国
不论是由“述”到“作”的媒介转换，还是“多声部历史”的比喻，“声音”始终是口述史的关键所在。本书尽量复原“说—听”的现场“灵氛”，保留着口语的随意、灵动与个性。图书收录的一百五十张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从青春到迟暮，“有图有真相”，与正文、旁注共同构成多声部的叙事合奏。有趣之处在于这本口述实录不仅彰显自身的“声音”特性，还记录了历史中的“声音”。
声音与技术发展、媒介变迁相关，杨苡的观影记录就隐伏着一条从默片到有声片的历史线索。少女杨苡大胆给好莱坞明星瑙玛·希拉写信，她收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的六寸签名照，这帧照片始终陪伴她。后来在昆明看好莱坞默片，讲解员像说书人一样为观众翻译对白和剧情，他的“云南腔”参与受众的接受过程。“从无声到有声”突显声音的技术之维，而“众声喧哗”之景则有文化政治的意味。比起古诗，成长于五四之后的杨苡更爱好新诗；排演话剧，师生争取用中文而非英文演出。白话与文言、国语与外语相互碰撞，声音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纠缠。
杨苡在中西女校接受音乐的熏陶，既有赞美诗也有革命歌曲和流行音乐。音乐护佑了她心灵的完整，抵挡外部的风霜。受困于家庭的“娜拉”只能远望抗日游行的队伍，直到她趁着战乱出走。在西南联大，轰炸声与警报声不断，流亡学生将自我的苦闷化作铿锵之音，书写抗战诗歌振奋精神。从音乐、戏剧到诗歌、电影，杨苡的口述为我们从斑驳破碎的历史中留下一个“有声的中国”。
@邱文博：“主情”的口述史，难忘的“碎碎念”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的故事选取、回忆编排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以极细微极形象的日常生活细节呈现时代变化，以倒影的方式延展了历史叙事。杨苡一生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在时代的洪流中奔涌成长。作为战争、革命的亲历者，杨苡寥寥几句便道出时代转型中的亲朋好友的结局，勾勒出巨浪对于个人的冲击，她的抒情节制有度，相应地，大历史与小人物相对所产生的悲剧感被弱化。经过时光淘洗的散发着诗意辉光的生活细节却细腻地展现出来：“有月亮的晚上”，杨苡与室友并坐在操场上，“傻看月亮和各种形状白色的云飘过去”，对着星星诉说自己对心上人的思念，弥漫着学生时代特有的青涩与纯真氛围，让今天的读者身临其境；在宿舍与室友共捉臭虫，“一共捉了四十多只”的辉煌战绩，固然有战乱带来的苦楚、窘迫，却也具校园生活独有的乐趣和青春本身的光泽。与巴金的二哥大李先生在海河边散步的场景，大李先生的动作与眼神，永远留在杨苡的记忆中。正如余斌在后记中提到，杨苡对于过去人事的诉说是“主情”的，在我看来，这份情更多是“乐”，是苦中作乐，是历尽沧桑之后依然葆有的少女诗情，是生命尊严永不褪色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