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西部文学，人们首先会联想到西部的自然地理，广袤、荒凉，还有其上艰难的生存。有次在苏北水乡开会，一位苏籍评论家谈到不同地域的文学风格时，说江苏作家很少有像西北作家那样写生存的艰难的，因为他们少有那样的生活。我自然明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天地成就一方文学的道理，但他的这个观点还是对我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考西部文学的传统和新的可能性的机缘。

的确，有很长一段时间，西部文学的代表作品以书写生存的艰难、甚至苦难为主题，比如路遥。我还记得，上大学初读《人生》《平凡的世界》时，看到一些感人细节时不忍流泪。一方面，我生于西部，长期生活工作于西部，另一方面，我相信文学在表现苦难时拥有的力量。王安忆在路遥去世后写过纪念文章《黄土的儿子》，提到一个细节，她和友人听闻陕北的贫困闭塞后提出把人们从黄土高坡迁徙出去的建议，但是路遥说生活在这里的人对这土地是很有感情的。两位作家的对话发生在上个世纪，时代在变，今天的西部文学已经不能用昔日的目光来看，最大的变化其实是在美学风格方面。

当我对西部文学的美学新变进行思考与探索时，不由想到四十余年前孙绍振先生面对其时青年诗人掀起的新诗潮写作时所做出的判断。在那篇极富历史感和远见的文章里，孙先生说：“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今天的西部文学也正在经历这样的变化，不同的是，当年崛起的青年诗人们对传统的美学观念表现出一种不驯服的姿态，甚至刻意回避之前习惯了的主题与方法，他们不是不书写生活，而是更加倾向于将生活溶解于内心的隐秘。当下的西部文学新变更多的却是成熟作家带来的，比如《雪山大地》的作者杨志军、《本巴》的作者刘亮程等。从代际的角度看，杨志军是“50后”，刘亮程是“60后”，无论如何都不能算在青年作家的行列里，然而，他们的内在质地里却是充满了探索精神与求新求变的渴望，与恒常意义的西部文学美学风格不同。

之所以有上述的铺陈，是为了对西部文学的新变进行一次粗疏的廓清与大致的界定。首先是地理范畴。西部的范围大致包括我国西北五省，即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同时还包括西南五省的部分地区，以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当然，这个地理范围的界定前提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学乃至文化意义上的西部。客观看来，当代文学提及西部时，概念涵盖的更多是西北，加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究其原因，当然是由于西北特殊的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人文气息，使得西部文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或缺并具有独特质素的一部分构成。这些地域往往拥有高原、雪山、草原、戈壁等地貌，其上生长的文化较为复杂，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也有深厚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各种民族独有的民俗文化，当这些文化与现代汉语的写作融合之后，便产生出一种复杂多样的可能性。本文论述的西部文学的概念更多指的也是西北，然而，考虑到西部文学已经是学界与文坛早已接受的一个概念，故在此仍然沿用西部文学的概念，而没有用西北文学的说法。其次是文化姿态。正如前文中提到的，很长一段时间，说到西部文学，就想到黄土之上艰难的生存，但是新的西部文学则与之前呈现苦难的美学特质拉开了距离，甚至隐约与以往的西部文学的美学习惯作斗争。他们更多地呈现出对于西部古老大地上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古老文明的寻根式发掘，我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一种新寻根。传统意义上的西部文学更注重社会学与美学的一致，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与宏大叙事的特征，积极进行新探索的作家们则表现出对二者的异质性的强调。他们更大意义上要去追寻西部大地上深层的东西、历史深处的文化积淀，比如寻找古文明中的中华民族文化源头，甚至是上古时期的文明之源。

在这样的文学创作背景与姿态下，西部文学的新的美学特质，或者说西部文学的新的理想特质便逐渐凸显出其轮廓。

首先，引人瞩目的是多民族文明的美学呈现。西部文学历来长于书写多民族文化，在西部，回族、蒙古族、藏族、满族等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俗、信仰和文化，作家们多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对其进行书写，少有从文明本身的角度进行探索的。文学是文明的一种彰显方式，当代优秀作家的创作，点亮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文明之灯。当代西部优秀作家的文本让我不止一次想到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的句子，中华文明向来不只有一盏灯，而是四方皆灯，交相辉映。最为典型的是杨志军的《雪山大地》，这部作品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当然是因为它是一个优秀的文本，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它为新的中华民族文明的建设亮起了一盏边地的明灯。杨志军沉浸于雪山之下的青藏高地，写雪域高原上汉藏人民的共同生活，却又不动声色地将笔触转向命运的大起伏与变化。杨志军在写汉藏人民的生活与汉藏文化的交融方面从容不迫，举重若轻，散发出一种新的文明之气。在这里不得不提到的贾平凹——他虽然是“50后”作家，但其创作精力之旺盛，创作量之大让人震惊，同时，其长篇小说中对于古老的秦文化的发掘与书写也是亮起了一盏独特的文明之灯。

二是自然景观的新的美学发掘。提到西部文学，首先想到的是西部的风景。在以往的西部文学作品中，西部的自然景观要么是人物生存的一个背景，要么是一个抒情的所在。前者如路遥等人笔下的黄土高原，后者如昌耀等诗人笔下的内陆、海子诗中的西藏、敦煌、祁连。关于生存的艰难，不必多说。有关抒情的西部，则并未在西部文学的研究中引起足够的关注。新的西部文学美学观中，西部的自然景观、地理风貌不再只是人物活动的背景，而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比如《雪山大地》中的汉藏人民对雪山大地的崇拜，完全是一种信仰的表达。与此同时，作家们对西部的自然景观的描写也与以往不同，他们更多地描述着如诗如画的壮美西部，即便是写生存艰难的西部，也仍然保持着一种温暖的诗意。通过一个比照可以看出，同样是写饥饿，张贤亮的小说是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来写，而杨志军等作家则举重若轻，通过特殊时期草原与城市生活的对比来重现饥馑的岁月。马步升散文中的西部高原更多地充斥着哲思的品质，犹如空谷之音在回响。

三是古老文明的美学新探源。当西部作家向古老的文明溯源时，各种不可预测的美学风格出现了。《本巴》的美学风格就非常独特，这个文本是时间的简史，是语言的狂欢，这样的作品呈现出的美学新变是始料未及的。可以说，通过《本巴》，刘亮程完成了一个作家的质的变化。梦境与现实、出生与死亡、青春与衰老、遥远的历史与真实的世界在小说中密切相连，梦与醒的无穷可能在小说中一一实现，从某种程度上拓展了西部文学，抵达了当代文学的新的美学境界。叶舟将目光投向河西走廊古地，其《敦煌本纪》《凉州十八拍》等作品是对古老河西文明的一种新探源。李学辉则将笔力置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凉州，其“凉州三部曲”中有关凉州古老文明的发掘堪称独步。徐兆寿近年来的创作则是通过文化散文的方式对文明进行探源，其《西行悟道》《补天：雍州正传》等是另一种文明的“凿空”，既往的中心与边地的二元关系被打破，于文明的脉络中再现了一种西部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刻度。

四是新的文体探索与美学发现。小说是一个时代的心灵史，是对时代精神现状的勘探，弋舟的小说有很强的文体探索特征，呈现出一种现代的美学气质，发现并表达人被抛入时间之河中的孤独境遇，以此实现对日常生活的超越。张学东的代表作虽然名为《西北往事三部曲》，但他不执着于对西北风情的描绘，而是力图在历史书写中探索新的美学可能性。丁颜是一位“90后”作家，却也以一己之力构建出一个复杂的高原世界，她不着意描绘高原上的民族生活图景，而是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其间不同文明的差异与交融，以及它们面对的历史转型上。

如果说仅依据上述提到的作家创作就能说明西部文学的美学风格发生了新变，难免有些偏颇。因为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更多的西部文学作家的努力值得关注，他们共同构建出一个新的西部文学地理的版图。较为典型并引起我关注的作家有：陕西的周瑄璞、夏笳，甘肃的向春、赵剑云、鬼鱼，宁夏的石舒清、郭文斌、马金莲，青海的龙仁青、索南才让，新疆的李娟，等等，都在建构新的西部美学特质的路上探索。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需要一代作家的努力，而不是个别人。此外，还有一些出生在西部，但在外求学工作、生活的作家，长期写作西部题材，创作中呈现出较为独特的西部美学气象，也应该列入构建新的西部美学原则的作家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当下不乏在文学道路上探索的优秀写作者，西部文学也不例外，由于个人精力之囿，在这样一篇小文中难免有疏漏。

最后，想说的是，关于西部文学新的美学特质的思考与探索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最早受到陈培浩2018年发表在《文艺报》上谈陈崇正小说时提出“新南方写作”的可能性的论述、杨庆祥2021年发表在《南方文坛》的有关“新南方写作”的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等问题的论述的启发。其后，学界有关新南方写作的讨论越来越多，产生了大量的论文，也举行过相关的研讨，而有关新西部文学的讨论并不多，能够看到的文献也只是偶尔有论者在论述西部文学时提到过，如杨庆祥在《西行悟道》的研讨会发言、杨天豪在研究《西行悟道》的文章中，曾先后提出过“新西部”的概念。加之西部文学理应包括各种文学体裁，而因目光与笔力所限，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小说、散文，故只是一个探索的开端，希望可借此抛砖引玉。

作为一个西部人，我几乎每年夏季都会漫游在辽阔、广袤、高迥，甚至悲壮的西部，面对着西部的雪山大地，回想诸多优秀的西部作家作品，切实感受到他们的努力——打破已有的美学习惯，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西部，提供出新的美学质素，如在眼前，如是我闻。

（作者为北京市文联2022年度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