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立

人们常用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来形容革命者。在影片《觅渡》中，恽代英将自己比作磷火，一把火烧掉旧世界，一把火点亮新世界。共产党人不是盗火者，他们自身就是火种，哪怕是微芒也要照亮民族前行的道路。电影《觅渡》以瞿秋白生命最后40天在狱中的闪回，通过常州三杰面对信仰考验时对生存与死亡、忠贞与背叛的抉择，将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以诗意化的镜头语言，致敬以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为代表的革命先烈。

影片《觅渡》以极具象征意义的意象化镜头语言，通过跳转、切换、回溯、平行叙事等艺术手法，在打破机械化线性时空叙事同时，巧妙地将常州三杰的革命生平和英雄事迹勾连起来，气韵生动地刻画出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构筑起影片革命英雄浪漫主义的诗意化艺术风格。片中反复出现的觅渡桥，从常州三杰少年时站立家乡觅渡桥的书生意气，到革命后站立广州恰似家乡觅渡桥的惺惺相惜，在叙事上是对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作为常州三杰的统合与集体展现，并以他们在觅渡桥上觅求真理、觅求民族解放道路为核心，构建常州三杰“三位一体”的英雄谱系。同时，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指向性诗意特征，又将瞿秋白等人苦觅真理的革命情怀、思乡念亲的游子心境、忠孝难两全的人子愁绪，化为觅渡桥的晓风残月、曲水流觞。这种诗意化、拟人格的移情镜头语言，也唯有深谙此中意的中国人最能体会。

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写到“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影片《觅渡》的高潮是片尾瞿秋白从容走向刑场的情景，蓝天白云、绿草鲜花、蜂飞蝶舞，镜头从长汀囚室灰暗色调的情绪压抑，瞬间转为色彩斑斓。在这春意盎然的画面中，瞿秋白这个儒雅的江南才子，仿若不是慷慨赴义而是盛装郊游。瞿秋白是革命者，不畏牺牲，但他与普通人一样珍爱生命。他留恋与张太雷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青春飞扬，留恋人生中最美好的上海大学执教岁月，那里有讲桌，有鲁迅先生这样的挚友，有心灵契合的爱人。如果不是为了革命信仰，他会是蔡元培先生口中难得的文学家，他还会是翻译家、语言学家、篆刻家，这一切甚至只要他退出革命舞台便得以实现。但瞿秋白在信仰与死亡之间选择了前者。他像一片静美的秋叶迎来生命中的“大休息”，在这一明一暗、一动一静的镜头语言转换中，带给观众强烈的心灵震撼。

影片对于瞿秋白赴义诗意化的影像和情境营造，打破了国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观众对于革命英雄英勇就义画面的固有记忆。于是观众也在震撼之余开始闪回：瞿秋白在被捕后的长汀狱中，面对蒋介石不用写悔过书、不用发表脱党声明，回乡、教书、去国外任由其选择的种种利诱，不为所动。面对宋希濂和国民党中央特派员以共产党内部路线之争为由采取分化策略前来劝降时，瞿秋白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也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信仰坚定的瞿秋白坐在草地上，从容面对敌人的枪口；甘当磷火的恽代英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广州起义后被敌人暗杀的张太雷，依然在车上怒目黑暗的夜空……

瞿秋白在长汀狱中亲手放飞的雏鸟，生命倒数四十天内刻下的印章，还有那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狱中绝笔——《多余的话》……影片起始于瞿秋白被捕后狱中的闪回，却因瞿秋白之死引发观众对影片的闪回。毫无疑问，正是该片极具英雄浪漫主义的诗意化影像风格营造，完美达成与观众的闭合情感共鸣。“我爱的人，归来吧，爱我的人，归来吧。”——影片用钢琴与弦乐交织出的咏叹调主题曲，道出了观众波澜起伏的观影心声。

电影《觅渡》主创在常州采取实地取景的拍摄手法，使得影片在服化道层面有了原汁原味的年代质感，也凸显出常州这座城市厚重的人文底蕴。例如影片开场瞿秋白等人在水口镇被敌人追赶、何叔衡跳崖的重头戏就是在天目湖畔望湖岭拍摄完成，原生态密不透风的丛林、剧组踏出的碎石小道、瞿秋白第一视角跑动中飘落的树叶，都真实再现当时紧迫的追逐场景。对于影片中出现的民国建筑，主创找到始建于1936年的常州市大成三厂，精心打造出上海瞿秋白寓所、上海弄堂街景等民国建筑场景，在运河畔古朴素雅的夏家大院，还原出张太雷母亲斑驳残破的家。前身为唐肃宗至德年间常州府学的常州市第二中学，便是少年张太雷、瞿秋白读书之处。片中最具象征意义的觅渡桥，则是通过绿幕加特效方式，以见证康熙、乾隆下江南的东坡公园飞虹桥为原型拍摄完成。这种不同于棚内搭景、影视城取景的实景拍摄手法，很好地将人物塑造与时代背景融为一体，更加贴近历史与真实。

（作者系北京文联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