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玲长篇小说《阿扣》讲述了藏地传奇人物“玉观音”阿扣的故事，专注于清末大小金川之战中土司女儿阿扣在权力游戏和追求爱情间的颠簸人生，在大历史的波峰与波谷之间重述一个被巨浪冲击的小小个体命运，力图书写东女国女儿的健朗人性之歌。我认为，这部长篇小说内部暗含着三重文本叙述张力。

第一重文本是阿扣的主线故事。叙述按照历史逻辑展开，作者致力于让读者相信她讲述的故事就是真正的历史真实。但实际上，故事讲述之下隐藏着自我叙述主体，主线实则为重述历史，是个体主观的历史演义，也是关于特定历史的当代性、个人化讲述。第二重文本是寻访历史时“我”之行迹的片段插话，在作品中用楷体字标出，与文末《后记》作者自述互相参照，作者在寻访历史之旅的过程中对于历史的感怀慨叹是按照现实生活逻辑进行推演的，也是散文化写作特点的直接体现。第三重文本可以在小说后记中读到，即史料记录《金川妖姬志》。在《金川妖姬志》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语境中对女性的“妖姬化”塑造偏好，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白蛇传》中的白素贞等，不妖其身必妖其人，类似表述很多。这或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逻辑，即女人阿扣在权力游戏中被多方势力摆布，以至于成为牺牲品，重视这部分材料可以发掘作品的文化深度与思辨性。

一方面，历史与现实两重文本之间相得益彰，跨越时空的两个女性进行对话和情感交流，让探访历史的真实性得以强化，也让小说叙述变得更加有温度、有个性。另一方面，这种写法打破了虚构性小说叙述的单一逻辑，激发了读者自主判断、破译历史的可能，引发读者思考为何作者会对阿扣的故事充满不平之气，进而探寻究竟何为历史的真相。三重文本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叙述立场，综合起来看，展现出的历史真相也在抵牾与参差中变得更加复杂而多义。我认为，韩玲的小说《阿扣》具有一个强大的对话潜文本，正是在这种从“妖姬”到饱满鲜活的独立女性形象的转化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借历史人物直抒胸臆的叙述勇气。

小说《阿扣》是一次在历史的虚构和重塑中的旅行。反观其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杨扎西的春天》，尽管是主题写作，但作者始终保持着从情感到事件描述的中性立场，既有有分寸的热情，也保持着局外人的节制和冷静；既有对贫困户的关心和力所能及的帮助，也并不讳言客观存在的距离感，甚至委婉地表达了对下派干部所面临的客观压力的担心。显然，她并不盲目随大流地进行传声筒式的文学表达，这体现了作者对于生活逻辑的尊重态度。她的小说力求客观真实，不夸大、不溢美，表达着对于现实社会人物的同情和对历史文化的深沉思考，让人想起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的风格。在《康家地》后记中，作者自述里写着：“我大抵也受了此（高原小城环境）影响，生活得百折不挠。又或者是骨子里遗传了东女国女子的骄傲与好强，表面上水波不兴，内心里却是千回百转。”小说《阿扣》正是将这两者结合的一个典型文本，要破解其中奥秘，也需要将“表面上的客观冷静”和实质内心的强烈主体投入相融合、相对照起来看，以期呈现出一种更为丰富深邃、更为真实的阅读体验。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