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书商都是魔鬼，必须给他们单独造一间地狱。
——歌 德
我感恩能拥有一位出版人；生活在有出版人的世界，是一件幸事。
——沃尔夫冈·克彭
作者与出版人之间并不总是温情脉脉的关系。作者把出版商告上法庭，或者在网络上口诛笔伐，甚至宣布断交的事情时有发生。出版人对作者亦是又爱又恨，比如，当说好的书稿一拖再拖，当咬定一个要了出版商老命的版税不再松口的时候。
作者与出版人之间奇妙的关系，来自于出版工作的特殊性：出版是一种商业行为，而他兜售或者说销售的对象是“神圣的商品——书籍”，也就是说，他必须把他人的思想和买卖捆绑在一起。
1913年，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用他的方式描述了这一情形：出版商用一只眼睛盯着作家，用另一只眼睛盯着读者，但他的第三只眼——智慧之眼——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钱囊。
这句半揶揄半挖苦的话，倒是很形象地描述了出版人的角色冲突感。出版人不仅要为他的行为承担政治责任、文化责任、道德责任，还要承担全部经济责任。纽伦堡的出版商约翰·菲利普·帕尔姆被法兰西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理由是其“撰写、印刷和传播对领袖大不敬的污秽文章”。著名出版人、社会活动家邹韬奋先生也曾因出版被国民党当局关入牢狱。而生产高水准的、不被社会良知诟病的图书作品，是出版人首当其冲的文化责任。在道德责任方面，出版商经常被认为在剥削作者，“他们用忍饥挨饿的作家们的头盖骨啜饮香槟”。而事实是否如此，天知道。经济责任更是压弯了出版人的肩膀，要使出版成为可能，出版人必须要有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不挣钱的图书，既对不住作者的血汗，也使出版行为难以为继。出版人必须使出浑身解数，研究读者的需求，引发他们的掏钱行为。
然而，出版人对自己角色或者出版身份的认同也是分为不同类型的。有些是从纯粹的文学爱好层面出发，从事出版行业；有些是从技术层面，认为做书的过程是一种乐趣，并在其中追求工匠精神和价值感；有些则完全是把出版当作纯粹的生意；更多更成功的出版人，则把出版当作一种情怀。据说，有一篇海外论文《出版人的职业理想和主要准则》首次提出了“出版人类型学”，认为不能简单地对出版人用“商业/文化”模式来进行分析，而应该对其有更为精细的族群观察。这种分析应该更能解释作者与出版人之间时暗时明的奇妙关系。不同的身份认同，会造就出版人与作者之间不同的关系。
但总而言之，据我的体会和观察，有情怀的出版人，总是可以把与作者的关系处理得更好更紧密，更能获得作者的理解和支持。那么，情怀是什么？出版人应该怀有怎样的情怀呢？
汉语词典里说，情怀是充满某种感情的心境。这太宽泛了。我对邻居的大别墅充满嫉妒的感情，这种心境是不是情怀？自然不是。看过很多其他关于情怀的解释，我觉得都并不到位。
我认为最好的解释是：当你做一件事或从事某项职业，认为这件事或这项职业更多的是对社会有益，而不是对你个人有益，就算自己受到某种损失，也要把它做下去，这就是情怀。
因此，可以说，情怀是一种高尚的心境、一种高雅的情趣、一种自我牺牲的胸怀。一个985院校毕业的高材生，放弃大城市的白领职位，申请到落后山区支教，以自己的微光照亮孩子的未来，这是情怀。一个企业家把每年赚到利润的较大比例投入科研以攻克某项医学难题造福病患，这是情怀。
出版行业是一种特别需要情怀的行业。出版具有某种公共职能，掌握着整个社会知识生产、更新、传播的权力。相对应的，出版人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地位”，而具有“社会地位”的人，是需要满足社会对你的某种期望的。一个出版人，社会对他的期望是文化脊梁、学术良知。
一个编辑领着微薄的薪酬，却依然热爱出版事业，孜孜不倦地审阅每一本图书里的每一个文字、每一张图片，以免这些图书给读者带来不利的影响或错误的信息，这是责任，也是情怀。一个出版人，以传承文化、促进学术为己任，立志为读者提供自身成长以及应对世界变化的知识和情感产品，这是生意，也是情怀。
2018年，我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调任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在摸清东方出版中心的历史与发展过程后，我涌起一种“东方，不仅应该是中国的东方，也应该是世界的东方”的志向，认为东方出版中心应该为读者提供一种“立足东方，影响世界”的文化产品。当时文化强国的建设已被一再提起，我认为文化强国的建设，不应该把香港、澳门等地区的学人及其思想撇在外，我们应该成建制、成体系地把香港、澳门的作品引进到内地出版，以促进与内地学者的交流，这种交流能更好用其所长、促进学术进步。
以此为出发点，我策划了一套“香江书系”，包括香江哲学、香江文学、香江经济学等，作者对象都是香港、澳门地区一流的学者。要组这套书稿，必须在香港找到既有学术地位、又有号召力的学者作为总主编和主理人。最终，我从香江哲学入手，把香港中文大学的黄勇教授作为邀请对象。很快，黄教授帮我约到了香港多所大学哲学方面杰出的学者作为第一批撰稿人，而这批图书申报2020年国家出版基金，也成功入选。目前，这批图书书目已达20余本，且还在持续发展之中。香江文学系列也在陈建华教授的主理下茁壮成长，已约到了李欧梵、黄运特、陈国球等多位学者的作品。这两位总主编从未在经济方面提过任何要求，而是孜孜不倦地把这套书延续下去。在共同的文化理想面前，作者和出版人是可以很好地肩并肩站在一起的。
当然，除了情怀，沟通技巧也很重要。被称为“法国文学的同义词”的伽利玛，在20世纪里出版了法国文学中被认为最好的四分之一的书。其创始人加斯东·伽利玛有一个本领，就是给他心仪的作者写信。普鲁斯特对此印象很深刻，他曾对加斯东说：“你用最简单最有效的词语驱散了我淡淡的精神痛苦，我真诚地感谢你。”
但是，比技巧更重要的是真诚和渴望。加斯东是如此求贤若渴，他觉得所有优秀的作者都应该在他的麾下出书，看到名作家在别的出版社出书，他会感到耻辱。
作者与出版人的关系，就是这样，既超出了商业的关系，也超出了文化的关系。身处其中，既痛苦，又甜蜜。就像现在的我，早上起床写这篇文章，一晃快11点了，但我得赶紧结束文章，因为与一个作者约了中午一起吃饭，迟到了要罚三杯酒的。
（作者系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