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浩如烟海的中华文脉典藏,“二十四史”是其中杰出代表,如高山仰止,绵延接续,昭示了巍巍千年的文明来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文明治乱兴衰的奥义,就浓缩在这二十四部典籍之中。跨越时间的长河,历朝历代的文人士子,埋头坟典,皓首穷经,将这二十四册史书反复训诂考据,注疏补订,发挥演绎,结出了累累硕果。
读书之门径
不论是“六经注我”,还是“六经皆史”,面对原典,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理解。书山有路,而入门之径最为关键。今人应如何阅读原典文献?窃以为,一是择其精华,二是选其版本,三是参其注解。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寻常人毕其一生都很难读完,因此应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著本,比如《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史称“前四史”,历来备受重视,是当之无愧的桂冠明珠。古籍在传抄流布中,多有脱字、衍字、讹误,甚至后人附会之作,影响阅读体验,因此应选择名家点校版本。注,灌也,若沟渎堵塞,以水注之使通。注释就是对古典文献进行释义、解析,是融通古今、勾连文言与现代读者的桥梁。综合这三个要点考量,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前四史解读》正是适合当下年轻人接近原典、阅读原典的必备之书。作者王保顶为南京大学史学博士,专治秦汉史,对前四史可以说如数家珍。专业之外,作者还是知名出版人,策划过多部畅销学术专著,由其撰写的《前四史解读》,既具备了学术含金量,又关照到读者的趣味性要求,阅读体验较佳。
一书在手,何以快速高效地阅读前四史,也有门道。首先,我们需要对前四史的作者和成书过程有大致的了解,进而掌握史书的体例、结构和内容,之后抓住史书的主要思想、鲜明特点,借以领会史书的价值和意义。在《前四史解读》中,作者正是照此路径来谋篇布局,这既与当下读者的阅读习惯相契合,也是作者积数十年学术之功,总结出来的读书之门径。
以《史记》为例,作者首先介绍了司马迁的生平,重点突出了司马氏家族的史学渊源,司马迁壮游、奉使和扈从经历,以及转折点“李陵之祸”。由于司马氏源远流长的著史传统,司马迁继承父志,以撰写《史记》为毕生信念;而年少壮游的经历,也赋予了他任侠、尚义的情操,让他面对李陵的遭遇时,敢于仗义执言。李陵之祸造成了司马迁终身之耻,但著史事业和父亲遗命又让司马迁不得不选择理智,个中艰辛,经作者娓娓道来,读者才知晓了其中的曲折,对《史记》这部千古之作和司马迁的高尚人格,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治史之津梁
《三国志·董遇传》云:“读书百遍而义自见。”面对汗牛充栋的原典,我们首先要“把厚书读薄”,提炼出核心,抓住关键来快速理解原著的寓意。在《前四史解读》中,作者充分赞扬了《史记》的开创之功,重点分析了列传和本纪的价值与意义。比如《货殖列传》《平准书》反映了司马迁崇尚富利的思想,同时也留下了当时社会物质资料的珍贵记录;《游侠列传》《刺客列传》既是对游侠和刺客这一社会群体的写照,又体现了司马迁的民本思想和精神寄托;《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以其生动传神的描写,塑造了教科书式的无赖皇帝和西楚霸王,成为后世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素材来源。《汉书》的特点在于其体例完备严整,是断代纪传体史书的典范,其中十志为首创,内容丰富全面,既保存了珍贵的文献史料,也强化了史书“镜鉴”的职能。列传是《后汉书》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独特之处,《党锢列传》记录了东汉文士与宦官的铁血斗争;《列女列传》为个性鲜明的活泼女性,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人借此才能领略到东汉一代的独特历史风貌。
在“把厚书读薄”之后,就要“把薄书读厚”。读书的目的可以有千万种,读史的目的不外乎鉴往知来、褒贬人物、资政得失,读书治经亦是古代学子仕进的必经通道。“把薄书读厚”就是在粗通典籍要略的基础上,广泛阅读,互相参证,发现史书记载的规律或疏漏,总结值得深入思考的疑问或命题,将阅读心得整理成文。如此想来,看似离普通读者十分遥远的学术研究,也并不如想象中的晦涩艰深。
《前四史解读》中对《三国志》的解读为读书治史指明了钻研的路径。作者在开篇便亮明观点,指出三国史的真正意义在于北方民族融合和民族进步以及巴蜀与江南的开发,继之两晋南北朝经济重心南移,中华民族先进的文明由黄河流域推进到了长江流域。如不是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并对学界研究动向了如指掌,断不会作此提纲挈领之论。而读者获此提醒,再去细读《三国志》,便不会被三国纷乱的政局、人物迷住了心神。
为文之楷模
在前四史中,《三国志》因后世《三国演义》的家喻户晓成为当之无愧的“顶流”。今人大多已能将正史书写与文学演绎稍作区分,这其中裴松之注的功劳颇大。裴松之从补缺、备异、惩妄、辨失四个方面,对陈寿原文进行了注释。今人读史亦需注解,《前四史解读》以独具慧眼的选编、自出机杼的评析、刚健圆润的行文,为当下原典解读类图书树立了良好的示范,更展现了作者扎实深厚的学术造诣,其为文严谨审慎,分析有理有据,褒贬一语破的,经得起反复阅读参详。
书中节取了前四史有代表性的部分章节,作者在解读中逐一分析行文的奥妙之处。例如,书中照录了《汉书·食货志》中名臣晁错的《论贵粟书》,作者评其“议论犀利,文采飞扬”,指出晁错把粟置于立国基础的重要地位,抓住了治国理民的关键,反映了其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卓越见解。面对前人对《三国志》过于简略的评价,作者列举了《三国志》中《周瑜传》和《鲁肃传》的片段,指出陈寿行文并非因陋就简,而是由博返约,不仅避免了正史中常见的叠床架屋之弊,而且叙事疏朗简洁,文字干净利落。作者还指出,前四史不仅为我国古典文献之精华,源发其中的俗语典故,在日常中更是须臾不可或缺。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赵氏孤儿、霸王别姬、三顾茅庐,还有脍炙人口的“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等。
本书附录为作者发表过的三篇学术论文,分别论及董仲舒思想与《史记》著述之关系,后汉风谣、清议与士人品格的养成,以及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意义诠释。三篇论文既取材于前四史,又与解读观点相对照,亦是作者孜孜研读典籍的学术成果。读罢全书,在前四史的浩瀚中,领略“究天人之际”,在作者饶有趣味的解读中,体会“通古今之变”,最终完结于“成一家之言”。如此完整清晰的读书治史之路径,鲜有矣。
(作者系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