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耀华

康德在其晚年作品《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里围绕“人在本性上是恶的”这一命题对宗教哲学进行了讨论，围绕这一命题的相关思考就是“根本恶”的问题的来源。该问题对康德哲学研究界造成了种种困扰。如果真的如康德晚年所认为的那样——人在本性上是恶的，那么，人还有行善修德之自由吗？人性还可信吗？康德晚期思想与其启蒙哲学还一致吗？青年学者吕超的新作《根本恶和自由意志的限度：一种基于文本的康德式诠释》（以下简称《根本恶与自由意志的限度》），用康德式的思维进行思考，对“根本恶”相关话题进行了系统而有深度的讨论，提出了极有创见的观点。黄裕生教授认为，这本书“不仅在汉语研究界具有代表性意义，而且在整个康德哲学研究界也具有代表性意义”。我认为，如果时间允许康德继续写作的话，他也会给出相似的答案。

《根本恶与自由意志的限度》主要基于近几十年英语学界和德语学界的康德研究成果，对《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书中的根本恶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并沿着康德本人的逻辑进一步思考，对人类处境下道德之恶的单一本质、多重表现和最终根据，给出了一种康德式的诠释。与学界的传统观点相反，该书通过对康德文本和相关康德研究的解读，提炼出了康德没有明确点出的观点，认为“根本恶概念不仅和先验自由与道德责任是完全兼容的，还大大拓展了人类自由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为每个人的自由意志朝向善的前进划定了一个无法绕开的起点和一个不可逾越的终点”。作者通过揭示人类自由内部的这—黑暗深渊，引导读者把关于如何实现“建立公正社会”和“培养良善国民”这两大启蒙理想的思考，重新调整到一种更为现实主义的方向上。

“有自由意志，人才不仅有不可取代的绝对尊严，而且有绝对的道德法，从而能够日进无疆地修德进业。”在当下的研究语境中，该观点被认为是康德实践哲学的核心要义之一，也是其启蒙思想确立起来的对人的坚定的信心。然而，由于主要论述该观点的《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的第一部分太过超前，在问世之后的200多年内，并没有被各个时期的读者正确解读，而是遭到了持续的漠视和批评。作者吕超认为，“这一部分文本，实际上恰恰代表了人类理性为了理解隐藏在自身命运最深处的悲剧，而采取的一场英雄式的冒险行动”，“然而可惜的是，由于康德开启的这场英雄式的冒险行动，发生在一个对于理性的力量过分乐观，甚至是盲目乐观的时代，当时那些对社会进步和人性改良信心满满的读者们，一开始很难领会到康德这场冒险行动的深刻意义”。

随着时代的变迁，“康德对恶的深刻洞见，也终于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了承认和重视”。本书认为，“根本恶”的提出不仅展现了康德在面对人类真实的道德处境时，在认知上所具有的绝对严肃与诚实，也体现了一位最高层次的思考者在推理过程中的高度系统化和在概念辨析中令人惊叹的细腻与敏锐。

沿着康德的思路，作者厘清了康德关于自由和恶的思考，并指出这一思考在哲学史上所占据的位置。作者在此基础上道出了本书的主旨，即“最完整意义上的道德教育，不仅应当包括弃恶从善的道德皈依，还应当包括与恶的永久斗争，从而通过挣脱每一个个体诞生之地的族类品格，塑造出个体自身的人格品格，并最终实现康德哲学意义上的人类自由对个体性和现实性的超越”。如果康德还在写作，他应该也会在根本恶的基础上，清楚地揭示同样的主题：个体并不是以无所谓的态度来看待善恶的，将自爱原则排在道德法则之前，有助于朝向道德之善的原初人格禀赋在个体之中的现实化。《根本恶与自由意志的限度》这本书正是在康德文本的基础上，基于人类的当下处境，用康德的方式思考，并写下了康德想说的话。

（作者系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