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代诗歌的评价应该如何看待，值得我们反思。这里头有师古的思维逻辑，也有正本清源而苛责当代的问题。这和我们这些年来不愿意承认当代诗歌的进步和价值，其实持有一个逻辑。新诗诞生一百多年，很多人依然不愿承认其合法性，认为古典诗歌才是正统，新诗是“非驴非马”；现当代文学界普遍推崇现代，贬抑和否认当代；我们这些搞当代文学的人，也很容易肯定20世纪50至70年代的诗，甚至肯定80年代的朦胧诗，但却不愿意肯定更靠近当下的诗。这是一种学术上的习惯和逻辑，似乎也很正常。

不愿意承认最近三四十年中当代诗歌的探索和进步，这个问题有两面性。一方面我们确实要反思当代，另一方面还要承认当代的“迫不得已的变化”，就是所谓的时代之变推动了文学本身的变化，尽管文学本身也有求变的内在需要，如刘勰所说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当代诗歌中也有这么一个逻辑。我们觉得最近三四十年，诗歌越来越背离原来言志抒情的传统，诗人们都普遍“羞于抒情”，为何？用严羽的话来说，眼下的诗歌就是“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诗人们竞相在诗歌里表现自己的知识、能力、观念、思想、主体性等，很少像前辈那样很自然地去抒发性情。

如果横向对比，会发现宋代诗歌和江西诗派中的问题与我们当代诗歌中的问题是接近和可以类比的。江西诗派中最重要的遗产，非常类似西方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留下的遗产，就是瓦莱里、艾略特、叶芝、里尔克、史蒂文斯这些巨匠，他们基本上可以说塑造了20世纪以来现代诗的基本格局和传统，成为最接近当代的“西方正典”。而后期象征主义与前期相比，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说理，以思想、知识、观念入诗。《荒原》如果不加注解，一般人根本读不懂，即使有人研究多年，假如对西方文化史、宗教史、诗歌史没有烂熟于心，仍是一知半解。《海滨墓园》《四个四重奏》也一样，这些诗歌已然成为现代诗、当代诗的传统。

如何看待宋代诗歌、江西诗派，其实还可以把眼光投向更广的地方。如果我们是宋人，面对唐代诗歌的群星灿烂与伟大气象，也是一样既感钦敬又有一种“影响的焦虑”，与其仰首膜拜，不如另择出路。参照20世纪以来世界诗歌的发展格局，或许我们对宋诗会有一个更客观的评价，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逻辑也会有一个更贯通的理解。

关于流派问题，江西诗派和历史上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不太一样。七子也好，七贤也好，指的是同一个时代的诗人群落，这批人有接近一致的风度和格调，有精神的呼应与生活的唱酬，所以被后人归纳为一个诗派。而江西诗派则更为复杂，诗人更多，生活的时间也有差异，是一种师承关系。另外江西诗派还意味着一种“地域”概念的自觉，有了空间区隔的意识。而在“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那里，基本没有什么明晰的地域文化自觉。此外还有师承文脉的自觉，关于“一祖三宗”，“隔空”学习和师承杜甫，以及非常清晰的文体、方法的自觉，在集群当中注重个性保持，等等。

江西诗派在意识上对于个体的注重，在总的认同前提下倡导凸显个人，这和现代以来的文学流派概念已经很接近，对于新时代诗歌的启示也是明显的。当下诗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地方性、地域意识的自觉，这对于诗歌写作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发明一个地域概念，对于诗歌批评和诗歌研究来说非常便利，也是一个学术贡献。我赞成据此提出“新江西诗派”的概念，这样可以对当代、特别是当下活跃的江西诗人，作出群体性的考察，或许会对我们进一步理解阐释当代江西诗人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作者系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