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江西有一段因缘，年轻时受邀到南昌参加江西谷雨诗会，那时我还年轻，做了一次讲座。当时有1万多字的讲稿，对当时诗歌的发展状况作了一些描述，没有什么高见，但这个记忆很深刻。

我前后长达3年在江西鲤鱼洲生活，写了一些应景诗，我自己不满意，但是很开心。有一首诗叫《扁担谣》，主要是批判自己。当时我在燕园生活很“个人主义”，感到深深的惭愧，进行了自我批判。这个诗很简单，是民歌体。北大俄语系教授龚人放和我一起上井冈山，龚先生是我的长辈，很儒雅。他说，谢冕，你把你的诗给我写出来吧，我要收集书法。我始终没有答应他。但我想过，要给龚先生写哪几句，因为诗很长，想到这两句：“月如镰，星满天，村头流水过浅滩”。

江西诗派在北宋徽宗年间，是连接北宋和南宋的一个诗人群体。我最近读了一些宋代诗人的诗，疑惑宋代怎么有那么多诗和诗人？毕竟唐代光辉的榜样在前面。现在讲苏轼，可以跟李白一起说。谁可以跟李白一起说？苏轼、陆游，都是宋代的。

一个流派的成立，理论家的推荐是非常重要的。吕本中一直在这么做，他的《江西诗社宗派图》中，有的诗人不是江西人，但和江西有关系；有的也不是特别著名的诗人，但由于这样一个学派的建立和理论家们的综合推介，于是他们留在了诗歌史上，有了一个和唐诗媲美的辉煌、伟大的诗歌时代。

我这里用了“时代”，就简单说说我对诗歌的审美要求。当然我的审美要求也从来没有断绝过，比如我认为“月如镰，星满天，村头流水过浅滩”，里头保留了一些诗歌的味道，但是我对自己的批判谈不上美。我信守诗歌的审美要求，有时候失去这个审美度量，我感到很惭愧。但能够留下“月如镰，星满天”，就是保留了诗歌审美的东西。

我更重视的是诗歌的时代性，诗歌和时代的关系。我特别不满意的一句话是，我们和时代没关系，我不代表任何人，甚至我不为时代代言。我一直说诗人就是先知、智者，先知和智者怎么能和时代脱钩？这个脱钩是不对的。诗人要表现个性可以，但和为时代代言不矛盾，为什么有一些诗人很反感这个表达呢？因为他们觉得诗人被代言得太多了，以为代言就是重复口号和标语，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在朦胧诗开始的时候，我很赞成朦胧诗诗人们张扬个性、表现自我的特点。朦胧诗表现自我有革命性、挑战性，但如果走过头又不行，不能忘记根本。

诗人必须重视时代，为时代代言。艾青为时代代言过，牛汉也为时代代过言。最近我写了一篇短文章，谈牛汉的《华南虎》。《华南虎》写的就是一个时代，华南虎用尖爪在水泥墙上刻出了带血的诗行，这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这就为时代留下了印记。

张扬个性是对的，但不能脱离时代。我一直讲舒婷的《神女峰》，《神女峰》张扬了个性，也表达了时代精神。在女性不能自立的时候，《神女峰》出现了，“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能够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讲讲自己的痛苦或幸福，这是多么自由、多么了不起的场景。这就是时代给予我们的财富。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