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翎：我一直都很关注灾难和创伤题材，其中也包括战争。我最广为人知的小说应该是《余震》，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唐山大地震》，也就是说，从2007年起我就在关注灾难、战争、创伤的问题。
我在国外的职业是听力康复师，一开始我挺恨这份工作的，好像它拿走了我8小时写作的时间，但后来跟它也磨合出了温暖的感觉。因为我在工作过程中接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人，明白了这8个小时所给予我的营养，如果我不做听力康复师，是不会拥有的。我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诊所里工作了17年，除一些老人之外，接触最多的就是从各个战场上下来的退伍军人，还有一些战争难民。虽然我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但他们经历过，他们身上的创伤和苦难，我是亲眼所见的，这对我而言是一种警醒。灾难和战争是有始有终的，起止可以界定，但它带给人的灾难和影响，是不可界定的，这让我感触很深，所以有了《归海》这样的作品。
《归海》是我“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第二部，之所以不叫“战争三部曲”，是因为我想讲述灾难带给人的影响。《归海》最早是用英文创作的，名字是《Where Waters Meet》,直译为“水相连的地方”，或者说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中文版的名字和英文版肯定要有契合的地方，想了很久，最后想到了《归海》，保留了水的意象。一位饱经劫难的母亲，走过千山万水，从我的故乡温州出发，越过太平洋，来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最后带着对故土的无限眷恋归家。
写作这本书，我觉得困难还是挺大的。《归海》早在我的写作计划之中，但我一直在犹豫用哪种语言写。这是我的第一部英文书，写作过程中总有一种感觉，就是脑子在找舌头。脑子里有一千个想法，排着队要跳出来，但舌头经常找不到。等到它们终于相见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火光四射的感觉，非常奇特。用第二语言写作让我突然年轻了一把，重新找回了当年写第一本小说时的感觉，也学到了很多新东西。走过这么一遭以后，我感觉自己是有所成长的。
我特别不希望评论家们说我是一个成熟的作家。让别人成熟去吧！我宁愿慢慢地、磨磨蹭蹭地这儿走走、那儿撞撞，也许会撞得鼻青脸肿，但没有关系。让我再成长一会儿吧，我不要那么快成熟。
丛治辰：成熟实际上是衰老的开始，就像张翎说的，“不成熟”才是最好的表扬，“成熟”有时也意味着“懒惰”。张翎在写作中也确实展现出一种敢于“不成熟”的状态和勇气，她每本书的写作主题，以及对主题和内容的处理方式，似乎都在给自己找麻烦。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作者的特征，就是他/她永远都不满足于自己之前的创作，不停给自己找麻烦，但其中又有一以贯之的东西，比如对人性的关注。其实每个人都生活在宏大之中而不自知，好的作家应该把这种现象揭示出来。
我曾经去看望过一个长辈，他是镇上第一个共产党员，参加过朝鲜战争，眼看着同乡战友在离自己三五米的地方牺牲。他是20世纪20年代生人，和《归海》中的袁春雨差不多。在阅读时我意识到，在这100多年来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中，每一个中国家庭、每一个家庭成员，其实都有可能隐藏着某种宏大叙事，具有强大的力量。
中国文学中的战争题材作品并不少，但可能因为我们的历史太过波澜壮阔，所以我们对战争题材的书写还有很多不足。在我们的文本当中，战争通常是一个如青铜器般坚硬的东西，写作者需要在把握战争中的人性方面多加努力。在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完全不会意识到历史跟我们的联系，就像我如果没有跟家里那位长辈聊天，也就不会意识到，一个慈祥、安分甚至木讷的老农，实际上跟那样一种宏大历史联系在一起。把战争和人性、和人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我觉得这是《归海》的一个发明，也是这部小说特别有价值的地方。
张翎在叙事中层层推进，不断地埋线，把各种线索编织成一张网，对人性的描写随之不断向纵深发展。小说的结构设计非常精巧，这种设计是为了把故事讲得好看、深入，而不是故意给读者制造麻烦，让读者要花费很大力气才能进入其中，跟读者“拼智商”。写作技巧的使用，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使小说既亲切又有门槛。所谓“亲切”，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读进去；所谓“门槛”，就是每读完一章，甚至每读过一遍，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发现。这是这本小说漂亮的地方。
说到双语写作，可能换一种语言对写作真能起到正向作用。当我们久处在同一种文化环境、文学氛围中的时候，很容易会感到一种疲态，这时就需要另外一些东西来刺激，构成一种对照关系。我们的母语也是需要不断的外来刺激，才能擦亮它本身的光泽。
英文的语调似乎有一种音乐性的绵延，中文相比之下比较干脆，不是黏黏糊糊的，连缀有大量的形容词。这让我想起阿城的《棋王》，之前很多作家都是用西方的叙事方式来讲中国的故事，很少有作家用非欧式、非翻译腔的语言去写作。《棋王》出来之后，立刻引起大家的惊诧，有人谈到阿城的语言特别好，好在它很“瘦”。什么叫“瘦”？就是他做了减法，删掉了形容词。所有的形容词都可以用动词和名词的组合来替换，描写都可以通过叙事来完成。
《归海》的叙事也是如此。小说使用了大量的白描手法，它不大直接写心情，每个人物的悲痛也好、尴尬也好，包括夫妻之间极其微妙的撕扯，其实都很难用形容词去描述，但是用名词和动词的组合，就把它全都讲清楚了。这样的手法就是白描，是一种最传统的、中国式的小说手法。所以这也很有意思：一个在加拿大生活多年的人，当她使用两种语言进行写作的时候，在另外一套语言系统的映照下，她可能突然发现了自己母语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我还有一点感触，就是在中国读者或美国读者眼里，《劳燕》或者《归海》都是一部传奇。这很符合我们今天的阅读趣味，因为我们今天几乎是被“传奇”所笼罩的，每天都能够看到传奇，那些新奇的影视作品不断在刺激我们的神经。但我觉得，中国式的传奇从来不仅仅是传奇，中国式的传奇总是能在日常的层面落到我们内心深处，然后击中我们。所以我希望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既能注意到它传奇的一面，也能注意到传奇中日常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发言的时候，会从我个人的经验谈起。我相信这种个人经验，是每个读者在阅读的时候都会被文字激发出来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那位长辈一样经历了战争，但是类似的经历会在精神层面、尊严层面，以种种方式施加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族，这是传奇当中不传奇的部分。
张 翎：《归海》实际上就是关于水的传奇，也是关于女性的传奇。为什么我一定要使用水的意象？这个跟我对女性的认识有关。女性除了要承受战争施加给所有人的那种灾难之外，还要承受某种属于女性的耻辱，这种耻辱不仅是战争赋予的，也是我们传统的社会偏见赋予的。人在面对逆境的时候，总会有某种应对（我不想很俗气地讲“反抗”），我觉得男性的力量是有爆发力的、响亮的，会让我想起钢铁、岩石一类的东西；但女性，比方说小说里的袁春雨（她的名字里也有水），她们的应对方式就像水。水是世界上最能顺应环境的东西，把它倒在盆里，它是圆的，倒在木盒里，它是方的。无论什么样的河床，只要它一进入，立刻就会适应这个环境，所以只要有一条缝隙，它就能够穿越、能够存活。“存活”在我的词典里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只有存活，才能有所有的可能性，所以我把我的女主人公形容成水。她不是《红楼梦》里那种洁净如冰雪的水，而是泥水，虽然看上去是污泥浊水，但她既能够滋养万物，也能够保全自己。她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刻保留性命，在我看来，她是世界上最具有强悍生命力的人。我要向这样的女性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