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许多年来，我感觉自己一直行走在一本厚重的大地辞典里，这本辞典的名字叫“天人合一”，这里就是我栖身的呼伦贝尔。

呼伦贝尔遥远，寒冷，也辽阔而苍郁。在古代，这里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摇篮和祖地，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养精蓄锐，厉兵秣马，最后纷纷南下，甚至走向世界的历史大舞台。那是一个漫长的时期，没有谁能精准地确认其所在的纪年，但无疑，在这段时间里，人类爬冰卧雪，茹毛饮血，最终选择了顺其自然的生存方式，他们的南迁，足以说明他们在寻觅着相对的温暖。直至近代，呼伦贝尔开始热闹起来，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迁徙或回归到这里，确认了这里的文化之根，就是敬畏自然；在当代，由于生态的陡变，人们变得忧心忡忡，不知所措，后来诸多生态保护的成功事例，使人们在回归传统生存观念的同时，找到了与之相吻合的现代科学眼光。温度决定历史，历史决定文化，呼伦贝尔的文化是由生态决定的，这里的人们深知自己和万物同类，都是大自然中的一片叶子或一株草木， 这里的一切变迁和进步，乃至一个家庭和一种生活的细节都深受天地四季的制约和影响。

在呼伦贝尔25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写满了生态的密语。蓑羽鹤在草丛里养育自己的幼儿，如果遇到人类或者其他食肉动物靠近，它们会突然间一跃而起，然后翩翩起舞，作出千姿百态的婀娜，越跳离自己的巢穴越来越远，引诱着介入者离开，这还没有完，它们留在巢穴的弱小雏鸟，天生就会把自己黑褐色的身体摊成薄片，紧紧匍匐在地面上，化妆成大地的一部分，从而躲过猛禽和野兽的袭击；大火中黄羊子集体逃难，遇到铁丝网，所有的雄性会用身体搭成一座桥梁，让怀孕的雌性和黄羊崽从上面走过逃生，自身甘愿在烈火中化为灰烬；大雁、天鹅等诸多鸟类都会选择在草原沼泽的芦苇丛里做窝，它们与生俱来就知道，那里可以躲开野兽的偷袭，它们孵化出雏鸟，在水域里教会它们游泳觅食和飞翔，秋天竟然像人类眷恋故土似的，先向北方飞，然后掉头，在家乡的上空盘旋一阵，才向南方飞去；说起马、牛、羊，更是好像谁事先安排好了似的，马吃草尖，冬天惯于用蹄子破雪，所以走在游牧队列的最前面，羊的破雪能力不强，便跟在马群后面吃草的中段，牛有高级的消化系统，却没有破雪的能力，自然而然地跟在羊群后面吃粗糙的草根……此种事物形态不胜枚举，而说起森林里的生态轶事，也是比比皆是，白桦树曾经是庇护落叶松的保姆，到头来却被落叶松排挤，最多只能活七八十年，而最强壮、最威武、抗寒又耐旱的樟子松竟然是被众多看似小于它弱于它的树种驱逐到沙地上的，柳兰花总是在森林腐殖层的外缘寻找落脚之地，以连绵成线的美丽固化着脚下裸露的砂石，动物们发起或躲避某一次攻击之前，往往会去杜香丛中坐卧，杜香的气味掩饰自身的气味……

在如此神奇又隐秘的地域，人类从森林进入草原，开始自主命运，首先成为了自然的忠实门徒，我在这里之所以使用“门徒”而不使用“学生”，包括了人对自然五体投地的崇拜。大自然驱动着引领着人类的衣食住行，这一点，在狩猎民族和游牧民族纷纷重返呼伦贝尔的近代以后，成为各种万变不离其宗的信仰。历经劫波的生态有所恢复，这一切依然不可磨灭地呈现在现实中。这种古老的理念，与现代环保意识相得益彰，乃至成为一种最有力量和魅力的生存诗，浸润着现实和未来的人类心灵，更为文学提供了独具神采的时空。

我在草原迎头看见一个蒙古包外的风力发电机叶轮上搭建着一个喜鹊窝，后来得知，为了喜鹊一家不会流离失所，牧民一家放弃了用电；为了救助一只在自己家蒙古包前分娩的母狼，老额吉竟然学狼叫，呼唤狼群来帮助这只狼，让它们一同叼着小狼崽离开，狼从此不再袭击他们家的羊群；我还看到许多四处漂泊的年轻人，返回草原创业致富，在面临草原被现代经济生活不断介入，他们从传统的民俗和生活方式中，找到生态重生的契机，不断地寻觅，不断地迎接挑战，陷入冲突，将草原的未来，紧紧地把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的行走，是在最靠近自然的人们身上获得了一种心灵的震动、净化乃至提升。我写了很多呼伦贝尔人的诗意故事，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并未刻意去寻找自然文学的风标，但我笔下的人物身上都有“天”的胎记，他们的人生体现着对大自然的毕恭毕敬，小心翼翼，与众不同的是，他们不仅拥有对大自然的理解，也已然拥有了抚慰自然的温情，回馈自然的智慧。呼伦贝尔的质朴和沧桑以及焕然，意味着典型的人类记忆和未来价值。如果说我们至今还是在通过有限的能力来认知自然，那么天人合一，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和必须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谈论自然文学，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自然文学归根到底还是无法脱离文学和人学这个基本问题，绝不仅仅是科普或者博物志。

在呼伦贝尔游牧民族的蒙古袍胸襟上，往往有三种颜色的横条图案，其中黑色代表大地，红色代表火，蓝色代表天，他们认为大自然的力量是生存不可或缺、不可轻慢的真理，就这样穿着远古而来的衣服从传统走到现代，留下了一个生生不息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我希望呼伦贝尔在我的笔下依然熠熠生辉。

（作者系内蒙古散文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