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最新的小说集《杭州鲁迅先生》选择了八篇跟“写作”以及“写作者之死”有关的小说，题材天上地下、内容古往今来，既有现代文学严肃的父亲——鲁迅，也有当代文学的浪漫骑士——王小波，还有网络时代的各路网文大神。正如那句老话所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从集研究者和写作者于一身的房伟来看，也可以说“文学研究是灰色的，而文学创作的传奇常青”。出入经史、辨章学术之精专逼仄，显然比不得纵情诗赋、文学创世的宏阔绵长，总有写作者的雄心，会涨破书记员的簿记和数据库的硬盘，飞蛾扑火般冲向伟大的文学传统。而以文学先贤为题付诸创作，则可能是令每一位职业文学人都跃跃欲试的事情，哪一个文学学徒不曾有过探寻文学大师隐秘的好奇，又有哪一位文学研究者没有过形塑文学先贤的野心？只是，能有“研究——批评”的两套笔墨已经是困难重重，遑论“理论——创作”的双翼齐飞。

《杭州鲁迅先生》不仅在虚构艺术的维度上颇为独到，更结合了学术研究者特有的法度。小说的会心一击，在于以一副文学研究者特有的笔墨，描摹了一组职业文学人常常心向往之、每每神会的文学角色，而这种神会又不在于人物刻画之深湛或其命运转折之动人，而在于作者使用的那些几经考证、谨严周密却对“科研”几无助益的种种或微小、或无用的史料，如鲁迅钟爱陈洪绶（陈老莲）所绘《博古叶子》，故而《“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描写真假鲁迅相遇于内山书店，引起话头的却是酒牌“叶子”；又如“假鲁迅”周预才歆慕革命，无论托身杭州还是谋生上海，皆属革命小资产阶级一类，于是作者有意安排他在杭州做小学教师，在上海当印刷厂检字工，前者已是现代文学作品中的身份经典，后者的独特却罕有人知，根据芮哲非的研究，“1930 年，印刷业成为中国工业投资的第三大形式，仅次于中国拥有的织锦业和制烟业”，而印刷工人则是无产阶级中最有文化也最早觉悟的革命培养基。见微知著，小说关于周预才身份的设置不可不谓精巧缜严，只是难为外人道罢了。

这种基于20世纪文学史的文学想象与学术话语彼此编织的写作，仍然只是房伟广博的写作兴趣之一，但《杭州鲁迅先生》或许已经建成了这个世界的入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王小波传》的作者，王小波及其《时代三部曲》很难不构成房伟创作的某种底色或某个对手，《杭州鲁迅先生》也收录了《一九九七年“海妖”事件》和《侧写师遗情录》这样与王小波关系甚密的作品，或许文学“现代”与文学“当代”的彼此敞开和互相打通，就发生在这部《杭州鲁迅先生》之中。前一个故事直写王小波之死，该事件是所有“70后”“80后”文学人不断复盘和持续摹写的神话，房伟依然让王二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与鲁迅齐坐，不难看出其写作的某种价值坚持，后一个故事虽然看似是一个关于未来时代的幻想故事，却有着与王小波遗作《黑铁时代》相同的气味，足可以将两者看成是同题之作。

在《黑铁时代》里，文学由被关押在黑铁公寓中的大学毕业生们所创作，而在《杭州鲁迅先生》中，各类文科专业被“合并为精神侧写学”，由专业侧写师在末世人类的高科技社区据点中完成，且只有“祷词”一个类型。无论是王小波还是房伟笔下，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已经变得羞耻暧昧，只能在某种见不得光的环境中才能留存，也即是说，对于文学未来命运的关心，构成了两人共同的小说主题。从这个意义上，禁锢和拘束是文学的基本定义和造型，而未来时间和架空世界则荫蔽了历史与现实肩并肩的残忍。王小波以戏谑，房伟以狂想，共同把文学的面子写成红尘中的尾气，又共同把文学的里子写成往生的救赎。“祷词”中写道“你们深入大海，和惊涛骇浪做斗争、你们埋头苦干，用科技创造奇迹”，恍惚间竟令人有数盲症患者作报告的感觉。只是，《杭州鲁迅先生》把更多的笔墨用于转化现代文学资源，在其《侧写师遗情录》中，“柳原”“薇龙”“振保”乃至“爱玲”故鬼重来，现代文学几乎成了当代文学的一个隐喻性的拯救者。《侧写师遗情录》和王小波的《黑铁公寓》《2010》、《黑铁时代》无疑构成了某种对位关系，王小波近30年前提出的文学命题仍然展现出了巨大的笼罩感，房伟的回应则显示了某种毫不松懈的努力。

《杭州鲁迅先生》所收篇什横跨数年，这当然是以写作为业的文学人的惯常操作，就像村上春树在40年中持续而规律地推出新作、不断结集。但《杭州鲁迅先生》显然流露出了房伟写作的某些“一以贯之”和“君子豹变”，其未来的写作，也更加令人可期可待。

（作者系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