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赵树理的研究似乎又多了起来，出现了许多相关的研究著作与论文。同时，也开展了许多相关的学术活动。之所以如此，我以为与时代的文化思潮密切相关。与传播手段发生变化之后的炒热门现象相比，赵树理研究仍然在学术与理性的轨道上徐徐而行。一方面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另一方面又波澜不惊、静水深流，显现出一种正常的学术状态。这应该是令我们欣慰的。尽管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更想强调的是，对赵树理的研究仍然有非常广阔的领域，比如在人格与修养层面、在社会与政治层面、在文化审美层面、在传播影响层面都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

例如，在文化审美层面，对赵树理的研究不能仅仅在文学层面进行，应该从更丰富的文化层面切入。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创作不仅仅具有文学价值，还表现出突出的文化贡献。如果忽略了这个方面，就会影响我们对赵树理的判断，也将影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判断。

首先，赵树理的创作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原生文化形态及其变革。所谓“原生文化形态”就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建立其上的社会伦理结构与文化。就赵树理而言，这一点他在中国作家的创作中是极为突出的。我们在赵树理的作品中依然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社会比较完整的生产生活形态，包括家庭关系、乡村社会组织、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等。更重要的是，赵树理为我们描绘出传统社会中的文化样式，如在传统社会中关于家庭婚姻的意义、社会伦理关系中的情感方式、行为选择的文化心理依据、价值判断的文化意义等。我们几乎可以在他的作品中了解到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切——外在的与内在的。同时，赵树理并不是简单地呈现某种传统，而是敏锐地发现并描写了传统中的变化——在时代潮流激荡下中国传统社会滋生出的新的活力，以及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传统意义。他塑造了一系列的新旧人物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非常生动而又典型地表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复杂情形，以及发生的变化与历史必然性。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中，我们不仅读到了爱情故事，不仅看到了落后的文化行为的无意义，也更鲜明地看到了新的社会文化的成长与价值，隐喻着一个更具有人性的、更符合人的基本权益的、更尊重人的时代的来临。在《三里湾》《登记》等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正在发生的一方面是改天换地的，另一方面却是艰难的、缓慢的、细微的，但无不表露出积极向上的变化的必然趋势。

其次，赵树理对中国现代汉语的完善与净化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新文化运动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就是书面语言的变革——从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变。这种转变具有历史意义，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尽管文言文有自身难以取代的优势，但其自身存在的模糊性、求简特色等与现代社会的科学性、准确性等要求有巨大的差异，由此也影响了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如果不完成书面语言的现代转换，就会制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书面语言的现代转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将人们的书面表达转换成类似于口头表达的方式，存在很多需要探索实践的问题。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人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讨，包括钱玄同等人激进的废除汉字、采用拼音文字的倡导，包括世界语的推广实验等。但最具成效的实践是文学创作中白话文的运用。不过，这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有一种现象是受古代汉语文言文的影响较深，在书面表达中仍然存在某种佶屈聱牙、生涩难解的现象，可视之为“类文言”现象；一种是过度白话，力图表现出不同于文言文的语言特点，有“硬白话”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种是简单模仿欧式语言的结构与表达方式，疏离了汉语自身的表达规律，可谓“仿欧式”语式。历史地看，这些问题都是汉语书面语言转化过程中的努力，必须认识到其存在的积极意义。但就汉语自身的发展来看，需要使白话文进一步完善、提升、净化。在这样的过程中，赵树理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这就是他在充分尊重汉语自身语言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化用民间口头语言中最具表现力的部分，使汉语音节、习惯、意味、隐喻等自在特色的生动性与表现力得到强化与提升，使现代汉语更典雅、更生动，更具规范性与吸引力。当然，这一历史性任务并不是赵树理个人完成的，而是更多的现代汉语实践者共同完成的。但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属于赵树理个人的具有独特意义的贡献。

再次，赵树理的创作推动了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实现，形成了风格鲜明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审美范式。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文学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首先表现在文学的样式特别是语言方面，就是用人们口头使用的白话取代曾经的文言作为书面语言。但其核心的变化是内容，也就是密切表现社会生活，特别是普通民众的生活，倡导科学的、民主的价值观念。这在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论述中均有详细的表述。但如何表现却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由于新文学运动的思想资源主要是欧美文艺思潮，前期受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较深，后期受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影响较大，表现出一种普遍借鉴欧美外来文学观念与手法的现象。毫无疑问，这种变化具有革命性，是中国新文学对旧文学的革命。但是，仍然存在有效转化不够等问题。特别是新文学作品仅仅局限在文人圈子之中，与更广泛的大众脱节。或者说，还没有得到更广泛的人民大众的接受。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文学面临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使命，就是在完成了对旧文学的革命之后，如何实现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赵树理的创作在初期是按照欧美现代派的手法进行的。但是当他把新文学经典作品读给家乡父老时，发现他们对这样的作品并不喜欢。这使他深受触动。在太谷县任教时，他发现当地的老百姓更喜欢诸如《七侠五义》这样的作品。这使他意识到，应该用民众喜欢的形式来表达具有时代意义的内容，才能使作品受到大家的喜爱。由此他决心要改变创作方法，确立了要进“地摊”而不是上“文坛”的创作思想。

赵树理本身对传统艺术包括戏曲、评书、小说、快板等十分熟悉，对民间艺术如说唱、传说、歌舞等也同样熟悉。同时，他对北方农村的民情风俗、伦理关系、语言特点、物候节令等也非常了解，能够自如地如同庖丁解牛般地化用这些文化元素。这自然使赵树理的创作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情感，以及熟悉的审美方式等融为一体。在赵树理的创作中，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情调、民族特色、大众需求，受到了广大读者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欢迎。赵树理的创作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实现，形成了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民群众喜爱的审美范式。这就是，以传统审美形式承载时代内容、表达时代精神。在内容上，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特别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奋斗；在语言表达上，充分汲取民间口语中具有活力的、生动丰富的部分，予以提炼净化，形成极富表现力的现代书面语言；在作品结构上，强调叙述与情节，以引人的故事吸引读者；在描写上，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要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还要体现时代的精神，重视能够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进展的细节描写等等。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赵树理是最早创作出体现“讲话”精神作品的作家，是创作了众多相关作品的作家，也是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作家之一。在《小二黑结婚》发表之后的数年内，陆续出现了戏剧如《白毛女》《兄妹开荒》《逼上梁山》《赤叶河》，小说如《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诗歌如《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一大批优秀作品，显现出中国新文学的崭新气象。

由中国赵树理研究会赵魁元主持编辑的《赵树理研究文集》中收录的文章，应该是近来赵树理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研究有新观点、新方法、新成就，言之有据，立论新颖，视野开阔，给人的启示颇多，表明赵树理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它既是赵树理研究的重要收获，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