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本地麻雀体态更浑圆更强健的雀鸟，随着阵阵越来越冷的北风，飞到了小镇。冬天就这样，带着无数雀鸟短促细碎的啼啭，来到了小镇。雀鸟密密麻麻地落在镇子北边的桉树林里，桉树林的边缘有新栽的小尤加利桉树，差不多有大人那么高。夜里，孩子们拿着的手电筒突然打开，藏在绿叶里的雀鸟，被亮光晃得一动不动的，伸手就能捉到。孩子们跟着大人，把这些雀鸟叫作“北风仔”。
坡地之间的低洼处，那些连成一片、虽平整却不规则的待耕稻田，到了冬天则长着低矮的田艾。母亲下地摘田艾，艾草揉进番薯粉，做成饼，黏而香。母亲的身影融入斑斑驳驳、模模糊糊的灰绿色艾草里，成群结队的雀鸟像一团团影子，在她身边飞起、落下，寻觅着秋收遗落的谷粒。稻田表面干燥，脚踩上去，有的地方却会冒出冰冷的积水。
坡地和水田之间，有一些沙质番薯地。绝大多数的番薯在秋天时已被挖走，老薯藤老薯叶也一点不剩地被捆走作为猪的口粮。冬天没有雨水，天又冷，沙田里几乎寸草不生，极少残留的番薯，窜出白中带紫的嫩芽。孩子们歪歪扭扭地挎着草编袋子，吃力地抬起长把锄头，顺着嫩芽往下挖，偶尔能翻出番薯。孩子们光着的小脚板，都冻得红肿了。冬天阴沉的天空，总像要下雨。沙田泛着灰白，捡番薯的孩子，三三两两的，晃着矮小的身子。这个几乎没有明暗反差的灰调画面，像那个年代显像不充分的黑白照片。番薯芽有时还捉弄孩子们，耗尽气力挖出来的，却不是番薯，只是一条粗大的根须。
冬天的小镇，是农闲时节，加上寒冷，慵懒闲散。雷州半岛的冬天，没有寒流来袭时，是温暖的。大寒流来时，一夜间池塘里便会漂浮着翻着白肚皮的鱼。猫整天蜷缩在灶台边，到了夜里，干脆钻到灶膛里，那里有任何时候都不会冰凉的灰烬。冬天有的是时间，人们从容地办着一些大事。娶媳妇是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关联着一个家庭的兴衰。哪家的老人死不瞑目，人们总是不由分说地归结于这家人香火不旺。人们为娶媳妇做了许多热热闹闹的铺陈，表达尽可能多的诚意。比如盖新房，从动土到升梁再到入火，早早就请善解人意的风水先生算好吉日。每个节点，长龙爆竹都噼噼啪啪地响个够，好让人们知道这是谁家的喜事。婚宴的头天，开始准备菜肴。夜深人静时，小镇先是被带着节奏的剁萝卜响声吵烦，然后又被它催眠入睡——要的就是这份热闹。对于好事连连的家庭，这是锦上添花；对于默默无闻的家庭，这是一种难得的露脸；对于流年不利的家庭，这是一种宣泄，借此冲冲晦气。菜做得怎么样不要紧，重要的是剁出欢快和气场。当然，萝卜做菜，寓意不一般。雷州方言属于闽南话，人们把萝卜叫作菜头，菜头就是彩头。
那时人们参加婚宴，只有亲戚之间需要送红包。也不把钱塞进红包，都是私底下给，朴实而真诚。左邻右舍不用送，这与那时手头紧有关，也与多年提倡的移风易俗有关。参加婚宴，当然不能空着手去，大家抱着被套、床单、毛巾、脸盆来了。最常见的，是好些人凑一起送个暖水瓶，喜庆又暖心。卖暖水瓶的日杂店里，有个老先生，老花镜整天落在鼻尖上，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也知晓书写格式，分得清错综复杂的辈分称呼、亲属排序等等——这是容不得含糊的。不管是不是在他们店里买的暖水瓶，他都一丝不苟地写，不收笔墨费。字写在握把倒水时碰不到的位置上，他用的是一种有黏性的墨汁，字迹将干未干时洒一层金粉，柔软的排笔一扫，小字顷刻间金光闪闪。暖水瓶似乎专门为婚庆设计的，大红底色，有鸳鸯、蝴蝶、百合花、胖胖的乐呵呵的大头娃娃等，中看，贴切。
冬天里的春节，是小镇饱满的日子。大年初一一早，家家户户门口辞旧迎新的对联，映红了老人孩子的笑脸。院门边，午夜燃放的鞭炮留下了一地新鲜的碎屑，像绛红的碎花瓣。守岁睡得很晚的孩子，早早就穿着新衣裳，在街头巷尾，吵吵嚷嚷，蹦蹦跳跳。小镇里，骤然多了许多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外出读书、参军和工作的人，回来了。小镇是块大磁铁，像吸细小铁屑那样，吸回了那些在小镇长大、平时在外头的游子。不但他们回来了，他们漂亮大方的媳妇和可爱的孩子，甚至是儿媳妇、女婿、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都回来了。门楼前拍个全家福，以前站一排就可以，后来要站成两排，再后来要站成三排。这个时候，母亲总喜欢一个一个地点着人头，一遍又一遍，每次都把自己点漏了，满心喜悦地说自己真的老糊涂了，说着说着不知不觉就落下了泪。母亲对孙子重孙子辈说，你爷爷太爷爷几十年前一个人来到镇子，如今大大小小十几口人了。这些日子，小镇所有的窗户透出白炽灯和煤油灯的斑斑点点的橘黄亮色，到了深夜不肯熄灭。早些年间，回一趟家并非易事。到北京工作的头一年，回家没买到火车票，上了车补的站票。人贴着人，蹲的地方都没有。从北京到广州，在火车上站了一个白天，两个黑夜，四十年前，这已经是最快的车次了。想到几年后，就有可能在北京坐着高铁，从北到南穿越大半个中国直接回家，我们这代人的一生在一趟回乡的列车上，反差着如此强烈的生活场景，仿佛梦幻。那时，火车到了广州，还要坐上一天的长途客车才能到家，遇到风雨，加上许多渡口的阻隔，途中还要再住一宿。路途遥远，想家更心切，途中常想到一些母倚柴门盼儿归的文字，情感一路发酵，一路膨胀，时间便过得好慢好慢。父母亲收到从北京的邮局拍回的电报，只知道我什么时候从北京启程，隔两个或三个黑夜到家。第二个黑夜过去了，天刚亮，母亲就在巷口望着镇子大街北边的尽头，那里有市四号线公共客车的终点站。
回家过年的人们，过了初五纷纷离开家，赶回学校、部队和工作单位。回家时，不管路途多遥远，都满怀期待，离家时却让人没了情绪，没着没落。那不是一句怅然若失可以描述得了的。四号线公共客车的终点站，好些天都站着一群一群离家的人、送行的人。车开前，人们还有说有笑，也有忽然间不知说些什么，相互看一眼，又不约而同地躲开对方的眼光，不想看到彼此眼眸里的不舍和牵挂的人。车一开，车上车下的人顿时没了笑容。有人拍打着已经开动的客车，说，别想家，别想家。这时视线忽然模糊起来，亲人熟悉的气息好像就要从指缝间跑掉。越来越老的父亲，落在人群后面看不见了。透过后车窗，小镇退回去，消失在远处。在巷口，或在巷口和车站之间的某个地方，已经驼背的白发苍苍的母亲，她一直远远地盯着客车，不到车站，是因为承受不了又是一年的分离。
这条公路，擦过小镇，通向南北。离小镇几公里远的南北两边，各有一个渡口。渡口的海水平时很清澈，很深。春节后离家远行的人，正好停下来，再踏一下故乡的土地，回望一眼故乡的风物。一次，我在寒风细雨中乘最后一班公共客车离开小镇，到了渡口，却发现渡船停摆了，原因是海潮倒灌，浑浊的海水涨得太高了，渡船靠不上来。看着天色慢慢暗下来，岸边的红树林只露出孤零零的树梢，好像无助的溺水者。这是再回到父母亲身边多待一个夜晚的理由，很想回去，却又不敢回去，不仅仅因为车票不好更改，更因为父母亲已经千叮咛万嘱托了，伤心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不想让他们再伤心一次。水位降低一些，渡船还是开了，本来很窄的渡口一下子就过去了。过了这个渡口，一下子就离家远了；回家时，到了这个渡口，就到家了。这个渡口像情感的摆渡，让人有个停顿、迟滞、和缓，有个颇有仪式感的情绪整理。这时心里会泛起一两句让人动情的诗词，让人想象着即将重逢的情景。后来，渡口架起了一座拱形的钢筋水泥桥，再后来又建起了一座平直宽大的桥梁。有了桥，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家，不知不觉又离开了家。
以前在渡口等船时，总是打开撑得鼓鼓的提兜，看看母亲装进来的东西。母亲知道我嫌麻烦不喜欢多带东西，我临行前的夜里，她总是再检查一次，把我拿出去的，又不由分说塞回来。母亲眼角的泪花，被煤油灯照亮，一眼就能看到。凡是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母亲都让带上，甚至里面还有不易保存的咸菜塘鱼。
咸菜塘鱼让我想起小镇的冬天里最热闹的场面。镇西南边有个大家叫作小湖的水库，冬季时水位最低，是排水捉鱼的时节。水闸全开，还有一半的水排不出去。那时没有电机水泵，人们就用麻绳系在小水桶两侧的提把上，麻绳两端站着镇子里那些最健壮的男人。水桶悠到水里舀满水，两边用力一拉，舀满水的水桶荡得高高的，靠着手腕精巧的抖动，水桶里的水倒入临时垒起的小堤之外，顺着水闸口哗啦啦地流走了。十几个水桶同时荡起来，那些健壮的后生在冬天里光着膀子，“嗨哟嗨哟”，一片火星四溅的号子声。水库里的水位越来越低，水桶边的绳子越放越长，舀水的后生越来越吃劲，到了最后，成了镇子里大力士们的大比武。那些渔民后生，胳膊粗得像拧紧的大麻绳，也跃跃欲试，可惜这是农业大队的事情，跟他们没关系。岸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快要起鱼时已是水泄不通。一些姑娘结伴而来，她们的目光会分别落在某个荡水的后生身上，不由自主地绷直脚跟使劲。太阳西斜时，池塘见底，黝黑的池塘底铺满了厚厚的鳞光闪烁的大鱼，鱼尾有力的扑打声连成一片。鱼儿捡完后，过些天，人们铲起晒干的塘泥，挑到坡上——这是难得的农家肥。母亲用攒了一年的花生油，把分得的塘鱼煎成微焦的金黄色，放上卷心芥菜腌制的咸菜、颗粒分明的黑豆豉，煮熟，晾成半干，等着我回家。这是小镇冬天的美味。母亲做的塘鱼，浓郁的鱼脂香气四溢，没有一丁点的土腥味。那年好不容易过了涨潮的渡口，在回北京路上的两三天里，饭点时吃一些母亲做的咸菜塘鱼，便觉得似乎还在家里，身边还有母亲的絮絮叨叨。
小镇的冬天是聚聚散散、悲欢离合的季节。父母亲的离去，才觉得这种聚聚散散不叫悲欢离合——如果这也算悲欢离合，那是让人脸上挂满幸福泪花还有期待的悲欢离合。母亲离开时，才懂得什么是悲欢离合。母亲快走前，意识还清醒时，执意提前躺在厅间里。后来昏迷中的她，缓缓地呼吸着，间隔时间越来越长，接着有一段急促的喘气，胸口急剧起伏，让人不由自主地也跟着急促喘气，然后是一段很和缓的呼吸，一次比一次间隔更长更安静。母亲呼出的最后一口气，看不见，听不到，但感觉得到。它轻轻盈盈、绵绵柔柔的，却像针头般锐利地滑过心头。以前母亲也病危过，只有这次她叫我回去。回来后见她不像很快就要走的样子，过了几天，我便抱着母亲的手说，那边工作很忙，就请了几天假，我在考虑明天是不是回单位一趟。看母亲很是不舍，又跟她说走不走再说吧，现在的直飞航班，三个多小时就到家，即使走，随时都还能飞回来。母亲点点头，露出那熟悉的温暖微笑。然而，母亲当天夜里就昏迷不醒，第二天早上就走了。走的时候，母亲的手贴在我心口上，想来母亲是不想让我再来回地跑一趟了。如果不说我要走，也许母亲还有些时间。之前悄悄跟母亲讲过，如果再做一次选择，我不会跑到离她那么远的北方工作。我想，弥留之际，母亲一定会想起这些话。我被自己讲过的话深深地扎痛了，我无法面对此时跟我贴得如此之近的老母亲。
悲痛的深处，有沉重的无法抹去的缺憾和愧疚。那些日子曾有许多许多，却已无法重来；那些应该做的事情还有许多许多，却已无法弥补。
之后的几年，不能在清明节回来看黄土下的父母亲，便会在冬天时回来。因为跟春节假期相比，清明节假期太短了。这时在心里安慰一下自己，这样的白发游子，何止我一个？只是，小镇好像仅有冬天一个季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