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小青

2002年底，江苏古籍出版社更名为凤凰出版社，今年刚好是以凤凰社名义出书的第20个年头，经查出版社书目，以凤凰社社名出版的第一本书，是王兆鹏、刘尊明主编的《宋词大辞典》，时间是2003年9月。兆鹏兄收到样书，在10月15日给我的信中说：“印制颇精美，只是‘江苏古籍’金字招牌换了后，新社名要被人认同还有段时间。”此书的编辑工作完成于更名前，受更名影响，未及付印。书稿是我在吴小平、卞岐指导下，沿他们策划、编辑出版的《唐诗大辞典》《元曲大辞典》思路，向王兆鹏约稿的，日前翻检出兆鹏兄1996年11月15日的来函，谈对我邀约编纂《大辞典》的回复以及体例中所要考虑的问题。现在想来，这种快乐的时光，在出版社更名后的15年里，真是少之又少。

出版社更名后，我由原江苏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成为凤凰出版社古籍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除“古籍部”，也没有其他部门）。出版社人员从原古籍社60多位职工中，结合各自意愿留下18人，其他分流到集团各出版社。我当时考虑一些延续性项目需要人手，特别如《全元文》这样的大型在编项目，便擅自做主在上报名单中多加了一位编辑，但也未实现。2004年4月，集团授权“古籍部”社级经营权限，2006年初，我被任命为凤凰出版社总编辑、法人代表。日前，有出版史研究性刊物，鉴于不少出版社更名，准备组织出版社更名的专题稿件，向我约稿，我不敢贸然答应，一是怕不知内情，所述有违事实，二是自己也不愿再回首曾经的经历。2018年10月，我卸任凤凰社社长兼总编辑，友人问及15年的感受，答复六个字：不值得，不后悔。

出版社更名后，首先面临定位、选题、人员三大问题。出版社更名并不鲜见，如古籍出版同行中，就有山西古籍出版社更名为三晋出版社，但其古籍专业出版的性质和定位没有变。我们更名遗留下来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大家都弄不清为什么要更名。当时，我们班子在出版社未来定位上，并无多高思想境界，但有三点共识，一是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历史和优势应该继承，二是江苏需要一家专业古籍出版社，三是留下的员工都是自愿且能够从事古籍出版的。因此我们决定，坚持古籍专业出版方向和定位。

最初几年，学术界对此是有些疑问的，当我们向作者约稿时，他们大多会问：既然你们仍做古籍出版，又为什么要改名？这期间，就有学者对与“古籍部”签订出版合同有疑虑，把几乎与江苏古籍出版社签约的选题撤走。对此，我说过一句有些极端的话：凤凰社的古籍专业选题，要“专”到集团所有出版社都不能做，或许才有存在下去的理由。比如，2004年，周勋初先生为鼓励我们坚定继续从事古籍出版信心，将已经基本完成编校的《册府元龟》（整理本），交给当时还称作“古籍部”的我们，2007年，该书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更名后的头几年，出版社年销售不到一千万元，集团内许多出版社一个编辑室的年销售额，可能就是我们的好几倍，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始终有被重组的担忧，但内心又有所不甘，所以，除了加快如《全元文》等一些在编项目的出版进度，在经济状况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又签约《册府元龟》《清词珍本丛刊》《阳明后学文献丛刊》《金圣叹全集》等大型古籍整理选题，并举行了古籍学术界专家座谈会征集选题，当时一个想法就是要尽快把凤凰社古籍专业出版的声势造出去。我曾在公开场合说过，自己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如果要说还有什么理想，那就是恢复江苏古籍出版社社名。不但嘴上说，甚至也付诸行动，但结果可想而知。

如今的凤凰社，在古籍专业出版道路上，越走越扎实，越来越被学术界和出版界认可，已经成为能够承担各类大型、甚至超大型古籍整理图书编辑出版，并具有自己优势内容生产板块的专业古籍出版社。

在出版社定位问题上取得共识后，面临的另一个困难，就是缺少选题。由于受更名影响，出版社几乎一年多没有正常开展编辑业务，造成选题断档，留下来的18人中连负责印制的也没有，致使更名前已完成编校的书稿也无法付印。为解决选题缺口，当时我们想了几个救急的办法，一是将更名前出版的几部大型古籍整理图书稍加改造，以影印的方式作为新书出版，如《清诗纪事》《冯梦龙全集》等。《清诗纪事》由著名学者钱仲联主编，全书22册，近1千万字，1987年至1989年陆续出版，是江苏古籍社当时规模最大的单体古籍整理项目，1994年获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我们将其扫描、拼页，改成16开4册，附加若干勘误及索引，整套定价，于2004年影印出版。2003年12月4日上午，倪培翔兄到苏州钱府送该书合同，钱先生躺在床上签字盖章后，培翔即返，尚未登车，接钱先生门人罗时进教授电话，先生去世，享年96岁（我成了与钱先生签约的最后一人，签字时间是12月2日）。《冯梦龙全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社长魏同贤主编，也是22册，1993年出版。我们也是通过对内容稍作归并，重新分为18册，于2007年影印出版。另外，为了尽量增加图书品种，节约成本，对一些即将到版权期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进行重印，如《宋诗话全编》等。第二个办法就是把几个系列性选题再继续下去，这些选题成熟度高，不需要再花时间去论证，例如《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学人文集”、“历代诗话全编”等系列。《中国地方志集成》启动于上世纪80年代，是由巴蜀书社、上海书店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超大型古旧方志集成性项目，根据协商，各社承担十个左右的府县志。我们更名前，从1991年到2002年，十年出版府县志五辑，分别是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共计371册。2003年下半年，我们决定首先将这个项目接续下去，2004年就出版了95册的山东府县志，其后每年一辑或多辑，至2014年全部完成，十年从未间断，共计出版915册，其中府县志14辑602册、省志24辑151册、善本方志2辑162册。另外还出版了《范仲淹全集》（2004年）、《金圣叹全集》（2008年）、《辽金元诗话全编》（2006年）、《宋金元词话全编》（2008年）等，这些延续性选题对凤凰社古籍专业选题进一步确立具有重要意义。再就是着手开发出版相对比较快的新选题，从“一大一小”着手，所谓“大”是规模较大的影印项目，如《清经解 清经解续编》（13册，2005年）、《清词珍本丛刊》（24册，2007年）等。所谓“小”，就是传统文化普及性选题，如由当代名家选注的《历代名家精选集》（20种，2006年）等。

上述做法，初步解决了受更名影响缺少选题的情况，也使我们认识到，出版专业化的定位必须有专业选题作支撑，方能可持续和走得更远，自此，制定古籍专业化选题就成了凤凰社最重要的工作，一个不到20位编辑的出版社，“十二五”“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分别达到20、19和50余项，在全国也是排在前列的。当然，这也超出了出版社自身的编辑出版能力，有的项目至今尚未完成。但在当时，就是想通过多多益善的专业重点选题，来确立和带动出版社古籍专业出版的定位和发展的可持续。得失之间，对于当时的在场者，是很难明辨的。

第三就是人员问题。出版社更名后18人的局面一直维持了近三年。2006年，因为有了出版社经营权，我们首次单独招聘编辑，其后每年参加集团统一招聘，逐步解决人员紧缺问题。结合我们对专业选题的思考，在招聘中除对求职者专业背景有要求外，还考虑其是否具备多渠道获取选题资源的能力，所以，我们尽可能扩大招聘对象学校范围，录用了许多知名高校的毕业生。这些来自不同高校的年轻人，通过在专业选题编辑出版中的锻炼，如今许多人已经成为凤凰社古籍专业出版的中坚和主力。

当年更名阶段最早留下的18位员工，陆续到了退休年龄，出版社历史上一段特殊经历也将随之渐行渐远，并终将被忘却。谈这个本不愿回顾的话题实在不是件愉快的事，何况“文不逮意”，只能就此算作一个总结了。

（作者系凤凰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