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特刊

“这是一次命中注定的返程”

——访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乔叶

乔叶(左二)在老家山村和村民聊天

行 超:小说《宝水》涉及众多鲜活的乡村日常生活细节,可否谈谈您在写作之前的准备,在采访过程中有什么令您难忘的故事吗?

乔 叶:小说从动念到写成用了七八年时间,这个过程中,我一边“跑村”“泡村”,一边写作。对乡村长时间的浸泡和观察,让我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丰富细节。这些细节都很生动鲜活。比如村里人都种菜,以前互相薅对方地里一把菜都没关系,但后来大家都开始做农家乐、做餐饮,一把菜炒一下装盘能卖20块钱,渐渐地就不再去互相薅了。比如这家住在偏僻地段,种的菜很多。要卖菜的话,是卖给村里的熟人,还是去镇上卖给陌生人?他们的选择往往是去镇上卖给陌生人。这也就是《乡土中国》中“血缘与地缘”一节中说的:把原来的关系暂时搁开,以“无情”的陌生人身份来进行商业行为,从而得到比较利索的清算。还有,某家开客栈客源多,住不下的客人要介绍给关系好的邻居时,是要提成还是按照以前的信任关系不要提成,以便下次互相介绍客人?这些小事都很新。那种传统的以物易物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商业化的冲击,会带来很复杂、很微妙、很可爱的心理改变。

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很多,当然,主要还是人。因为事总归是发生在人身上的。比如小说中的九奶是个接生婆,为了采访那个时期的接生婆,我走了好几个地方,最感动的一次采访是在我老家的村庄。我老家叫杨庄,有个老太太我一直记得,好像我儿时她就已经很老了,可这次见面,她好像并没有更老,仿佛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她非常健康,记性很好,居然认得我,还很细致地跟我讲起我的奶奶、我的父母——我奶奶和父母都已经去世多年了,在她的讲述中却栩栩如生。她还讲当时怎么给我父亲接生,给我哥哥和姐姐接生,听着听着,我的眼泪就下来了,百感交集。

“细节之中有神灵”

行 超:小说《宝水》没有特意强调情节冲突,而是深入乡村日常生活的肌理,以“冬——春;春——夏;夏——秋;秋——冬”这样四季流转似的结构,细腻记载乡土社会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小说中许多细节描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由此呈现出乡村特殊的伦理道德、微妙的人际关系等等。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书写方式?

乔 叶:归根结底,还是山村巨大的自然性决定了按照时序叙事是我的必选。但时序作为时间主轴也只是个大方向,具体怎么分章节还得细细推敲。是依月份?亦或节气?我选择了遵循四季。之所以拎出季节结构,是因为我先后尝试了12个月和24节气,相较一下,觉得对我而言,还是四季结构的内部更有腾挪的空间。故事从正月十七开始,到大年三十那天结束。开篇第一小节是《落灯》,民间讲究的是正月十五、十六闹花灯,正月十七这天开始要落花灯、吃落灯面。最后一小节是《点灯》,民间也有讲究,大年三十那天要去上坟,要请祖宗回家过年,叫点灯。从《落灯》写到《点灯》,从冬到春,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除了季节交替,整个小说也是首尾呼应。章节题目从第一章“冬——春”、第二章“春——夏”、第三章“夏——秋”,直到第四章“秋——冬”,期间每个季节的重复衔接也是必然,小说里的树木庄稼也都需对应季节,因为大自然它就是如此啊。散文笔法的细密悠缓也匹配整个叙述节奏,那么就选择了散文笔法,呈现出的面貌还是很适宜的。

至于细节,我一向都很迷恋细节。西谚说“细节之中有神灵”。我觉得尤其对写作的人来说,写作的质感就决定于细节。细节中含有思想,思想中不一定有细节。我习惯在观察中打捞一切可用的细节。有评论家说我是一个合格的、甚至是一个优秀的观察者,我很享受这种评价。

行 超:小说《宝水》创造了很多生动、鲜活,又具有新意的乡土人物形象。比如村干部杨镇长、大英,他们代表着某种基层政治结构;还有乡建专家孟胡子,他有知识、有技术、肯实干,还能与村民打好交道,对于宝水村的建设功不可没。这些人物可谓当下乡土文学中典型的“新人形象”。您是如何构思他们的?他们都是有原型的吗?

乔 叶:《宝水》里的人物都来自于生活,都有原型,但不是一对一的原型。生活中的原型都非常复杂生动,不过却很少有现成的供你直接拿用,总是需得对多个原型进行杂糅提取。可能10个原型能凑出一个人物就不错。我常常会把采访过的很多原型人物集合到一个人身上。比如我采访了多个乡建专家,最后只出来孟胡子这一个人物形象。杨镇长和大英也都是如此。我采访过很多基层干部,听他们倾诉工作的甘苦。他们现在都在调整,由管理型思维向服务型思维转换,学习怎样和村民打交道,怎么和乡贤处关系,怎么进行乡村形象打造,怎样应对舆论等等,既要打通跟外面的渠道,也要有他们自己的节奏。这都是新的工作焦点和难点。他们的很多观点非常出乎我的预设。比如,乡里干部很多都跟老百姓打过骂过,过一阵子就成了不打不相识,不骂不相识。不论当时闹了再大的矛盾,还是有咬牙瞪眼恨天恨地的事,几年过去也都能云淡风轻。你路过人家家,照样跟你打招呼,你进到人家家里,照样招待你吃饭。这就是咱老百姓。我把这些都写进了小说。

很多有趣的东西,但我觉得不适合用到小说里,那就不用了。如果要进到小说中,那就必须做深度的处理。塑造人物当然很难,但如果准备得够充分的话,人物的血肉自然也有条件丰满起来。

行 超:多年以来,您的小说多以女性为主人公。《宝水》中,除了女主人公地青萍,村支书大英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乡村女性的生活作为乡土现实的一种注脚,折射出中国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您如何理解自己笔下的女性形象?

乔 叶:在为《宝水》最初做人物设置的时候我就坚定了以女性为主。既然地青萍是女主角,那么村支书大英也必须是一名女性,如此二者之间才能顺理成章地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地青萍也才有充分理由深入乡村的核心,从而了解乡村的内部运行和各种隐秘。如果大英被设定为男性,就容易被解读出狗血剧情。我在生活中也的确接触到了很多乡村女干部,她们特别聪明、能干、泼辣、忠直、强悍,充满上进心,很有特点。

无论是能力还是人品,大英在她那个层面的村干部里无疑是非常出色的,但她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她处理具体事务时随机应变的狡黠,会为村里停车场用地而跟大曹使计谋,骗他迁坟,认为,“弯刀就着瓢切菜,这事只能这么办”。在儿媳妇雪梅画画的事上,她又显出了落后和保守,还有对女儿娇娇的态度,这些都是她的局限。她的不完美既是我从生活素材中感知到的,也是我想要诚实呈现的。所谓的“真善美”,真为什么要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让人信任的前提。只有先有了真,才能有人性的鲜活和丰富,这太重要了。

写作30年,其中小说写作有20年。年轻的时候,我很不愿意让自己的小说显示出鲜明的乡土气和女性指征。这么多年过去,生活和文学的必然道路还是让我认了命。悄然回首,我发现自己的小说写作有了两个方向的回归:一是越来越回归乡土,二是越来越回归女性。之前我还不时地有男性叙事角度或中性叙事角度,如今的小说几乎全是女性角度。也许对很多女作家而言,进行女性化写作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原点选择,可对我而言,这却是一种命中注定的返程。

《宝水》在2023年年初入选了“持微火者·女性文学好书榜2022年度书单”,在4月时获得了第11届春风悦读榜“春风女性奖”。这都是对我极其重要的肯定。虽然之前也得过不少奖,但纯粹以女性之名获得肯定,这对我来说还从未有过。《宝水》中写了许多女性,第一人称叙事者地青萍、青萍的奶奶王玉兰、宝水村的九奶奶、村支书大英、秀梅香梅雪梅这“三梅”……我深爱她们每一个人。同时,在我心里,宝水村和福田庄这些村庄也都是女性的。土地母亲、乡村母亲,我们不都这样形容吗?“这些作品呈现的,远不止女性”,这是春风悦读榜发布时的标题,我很喜欢。我坚信,在这个大时代中,美好的女性犹如宝水,也如明镜,她们的光芒照耀的,绝不仅仅是自身,还有自身之外的广大世界。

总之,我越来越觉得性别不是一个坑,而是非常宝贵的写作资源库。无论女性在他人那里是第几性,第一性,第二性,或是中性,在我这里,女性就是我自身体验到的唯一性。我非常珍视这个唯一性。作为女人,作为女作家,我不想辜负自己的女性身份,以后我仍想在性别的大本营深耕细作下去,看看自己到底还能写出什么作品。对这个我也是有点儿好奇的。

“土气”是一种文学资源

行 超:《宝水》的叙事语言有着明显的散文特征,节奏舒缓、文字细腻。此外,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对话等亲切生动,包含着大量生动的方言土语,凸显出豫北文化的地域特征,为小说的艺术呈现增色不少。您如何看待小说的语言问题?

乔 叶:当我决定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小说本身的一切就决定着它已有了自己的语言调性:语言的主体必须来自于民间大地。而这民间大地落实到我这里,最具体可感的就是我老家豫北的方言。我从小浸泡在这语言里,现在和老家人聊天依然且必然是用这种语言。但方言使用起来也很复杂,要经过精心挑拣和改良才能进入小说。河南的原生态方言是极度简洁的,如我老家方言说教育孩子是“敲”,宠爱孩子是“娇”。有句俗语是“该娇娇,该敲敲”,意思是该敲打的时候要敲打,该宠爱的时候要宠爱。但直接用过去,恐怕很多读者会不明所以。因此我琢磨了一下,改为“该娇就娇,该敲就敲”,这样既保留了原来的味道,又不至于让读者困惑。还有,我考虑到方言的特殊性,对方言的选取标准之一就是既有地方性又不至于造成阻隔,同时又符合村里人的身份习性,哪怕说工作的事也是如此,会用很贴近的生活物品来打比方。比如说请领导来了想多让领导做点儿事,就说“既然请他来称盐了,咋就不能顺手再打点儿醋。又不是钱的事,盐多了醋少了的不好说。”“咱先把事儿扎透。知道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听到这样的语言我总是暗暗激动,觉得捡到了宝。

除了方言,小说中的其他语言,比如女主人公青萍的内心独白和老原间的情侣私语、不同级别官员使用的行政腔、媒体惯用的“播音腔”、支教大学生的学生腔,以及五湖四海的游客们八面来风般的语言……我希望层次和样貌能尽量丰富。山村本身极其鲜明的自然性,决定了它与散文细密悠缓的叙述节奏更匹配,所以我就选择了散文笔法。“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在其中反复调和着文与质的比例关系,经常能愉悦地捕捉到可心的时刻。虽然或许还没有抵达理想境界,我也只能安慰自己说:难免遗憾,尽力就好。

行 超:除了《宝水》,在之前的许多作品中,乡土生活和乡土现实也一直是您写作的重点和情结所在。《宝水》中,地青萍最终被乡土世界的生活和人情治愈。作为一个多年生活在城市的作家,为何始终对乡土书写情有独钟?

乔 叶:“故乡是离开才能拥有的地方”,忘记了这句话从何听起,却一直刻在了我的记忆中。这样的写作意识以前可能不是很清晰,自从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在地理意义上距离故乡越来越远,才更深刻地理解了这句话。人的心上如果长有眼睛,这眼睛如果也会老花,那么,偶尔把故乡放到适当远的距离,才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地聚焦它,更真切地看到它。常有人跟我开玩笑说,你现在是北京人啦。我说,不,在北京反而更显出了我是个河南人。

所谓的乡土中国,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的河南,在“乡土”一词上带有命定的强大基因。“土气”浓郁的河南,既丰产粮食,更丰产文学。改革开放以来,诸多前辈都以极强的文学自觉笔耕不辍,中原乡村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他们的作品构成了一条文学脉络,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农村和农民典型的生活和命运。我写《宝水》时就把自己放在了这条脉络上。所以这个文学传统对于我可以说是深入到根基里的影响。

不过,说来惭愧,作为一个乡村之子,年轻的时候,我一直想在文字上清洗掉的,恰恰就是这股子“土气”。如今人到中年,经过这么多年生活和文学的教育,我方才认识到,这股子“土气”是一笔怎样的资源和财富,方才开始有意因循着前辈们的足迹,想要获得这“土气”的滋养。随着《宝水》的完成,我对这种“土气”的开掘和书写也抵达到力所能及的最深的根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结束,某种意义上,意味着重新开始。因为于我走过的创作道路而言,故乡已然是一个不断被拓宽的概念。某种意义上,作为我的精神原乡,故乡就是一直在生长的文学。年少的时候老想着离开家,去远方。后来发现跑得再远,都仍有一根隐形的线拽着你,就算你去了万米高空,它依然在,而且还能把你拉回来,它是无形的,就像精神血脉或者精神根系一样,可以延伸得特别长。总有一天,会宿命般地呈现在你的写作谱系中。这时候你就会明白,必须写。这种感情和意识是不证自明的。

行 超:通过《宝水》的写作,您对于新时代乡村的变化、城乡关系的变化有什么新的认识?

乔 叶:时代正在发生变化,时势之变会波及到每一个人。如何关注新的现实,如何关注人们在时势之下的改变——比如中国乡村的新伦理建设和新生活建设,这一直是我所思考的。在《宝水》中,我把中国当下乡村人们的生活经验、生活意识与生活向往作为了重要的表现内容。既然要写当下的乡村,我认为这些内容就应该是社会发展在文学创作中的必然呈现。比如,因为城乡之间的频繁流动和边界变动,人们普遍拥有的是一种城乡混合叠加的复杂体验,《宝水》的人物和故事就比较集中地表达了这些体验。此外,对当下中国广泛存在的城乡关系,城乡关系中人们的心理、情感、道德等多种状态,城市化的背景下人和故乡的关系,以及在乡村变革中女性意识和女性命运的发展变化等,我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触及和书写。

刚才说到“土气”,我们通常说城里人很时尚,但城里人也有很乡土的东西。比如清明节到了,北京人上海人也要在十字路口画个圆圈,给祖先烧纸。再比如现在主播们为什么爱喊“家人们”,他其实是要快速地建立虚拟的血缘关系。所以我觉得“乡土中国”依然是有效、成立的,它只是以碎片化的方式镶嵌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其实我们好多人心中都有一个“城乡接合部”,城乡接合部——我真是喜欢这个词。在《宝水》中,我希望能触及这个精神、情感或是心灵意义上的“城乡接合部”。

□行 超

2023-11-17 ——访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乔叶 1 1 文艺报 content72406.html 1 “这是一次命中注定的返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