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宝水》中，女主人公地青萍曾在乡村度过美好的童年，回到城市生活后，她极力切割与故乡的联系，奶奶、丈夫的相继离世，令她患上了严重的失眠。为了帮朋友管理民宿，地青萍来到离故乡福田庄不远的宝水村，在这里，她见证了村民们通过文旅等活动进行“美丽乡村”建设，令宝水村从传统乡村转变为新型乡村的过程。与此同时，四季的轮转、田间的劳作乃至村民的一蔬一饭，逐渐治愈了地青萍的身心。某种意义上，这个人物形象也构成了作家乔叶的一种自我投射。一个农村出身的写作者，在城市生活多年，却始终对乡土世界念念不忘。从最初动念到最终成稿，小说《宝水》花费了七八年的时间。这期间，乔叶从河南搬到北京，但她的双脚、她的目光和她的笔，都片刻未曾离开那片写满故事的豫北大地。

2014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乔叶去豫南信阳一个刚被列为全国第一批“美丽宜居村庄示范”的村子参加活动。信阳毗邻湖北，山清水秀，又产茶叶，和河南其他地方有差异性。当时村民们已经在自己家里开办民宿，他们的言谈举止和日常处事方式也很不同于传统印象中的农民。乔叶因此深受触动，内心深处某种封存着的乡村经验由此开启了。

虽然深知写这样一部与当下乡村有着密切对话关系的小说有巨大的难度，但心之所至，乔叶还是决定要写。为了写好，她做了充分的准备。几年中，乔叶去过甘肃、江西、浙江、江苏等地的乡村，希望能尽量看到更多的乡村样本。事实上这些乡村都不太一样，江南的乡村特别富裕，路上都能实现全监控，西北的乡村就相对贫困，而中原的乡村又和它们有很多不同。看这么多乡村有什么用？乔叶说：“可能就是踏实，我会觉得心里有底。我希望我笔下的宝水村是一个中间样本，它不多先进也不多落后，不多富裕也不多贫穷，它可能是居于中间状态的符合更大多数的乡村样本，这对我自己来说是更有说服力的。”虽然《宝水》里并没有直接“用”到江南和西北的乡村，但乔叶认为，这个“用”字可以有多种解析，并不是把它写到小说里才叫“用”，“我看了和我没看，心里是不一样的感觉，那它也是一种‘用’。这种‘用’就是一个底气。这个底气很重要，它让我不会写出错误的东西”。

或许正是这种长期“跑村”“泡村”所带来的“底气”，令小说《宝水》呈现出与乔叶以往作品不同的面貌。作为“70后”作家的代表，乔叶早期作品中的个体化视角、日常生活叙事、情感与人性的探索等，多少体现出这代作家的共同写作特征。从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到《盖楼记》《拆楼记》，乔叶作品的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女性叙事者的形象。《宝水》同样如此，然而，这里个体的“我”被放置于一种整体的、变化中的时代视野中，因而显示出一种从个体走向整体、以微观见证宏观的可能性。谈及这种变化，乔叶认为，这么多年来，自己写作的内在动因一直在发生着改变。她曾经以为写小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后来以为写小说就是写故事，再后来以为写小说就是表达认知，直到近些年，才觉得写小说就是写自己——写“我”，但这个“我”由以前的“小我”已在朝着“大我”的方向和境界逐渐拓展，并同步呈现在作品中。

就《宝水》而言，乔叶认为写作的内因是自我解惑。虽然是个乡村孩子，但乡村的很多事，她其实并不能真正理解，比如为什么会为一垄麦子打一架，为什么公公和儿媳妇不能聊天，为什么要比谁家的房子盖得更高。长大后又和乡村渐行渐远，就更加不懂。但乡村的根一直都在，困惑也一直都在。《宝水》中的地青萍心怀着福田庄的儿时记忆生活在宝水村，以对宝水村的点滴认识来理解儿时的福田庄。某种意义上，乔叶也是一样。写作《宝水》的过程，对她而言就是一个不断地回望来时路，从而由“小我”逐步走向“大我”的过程。经由这次写作，乔叶渐渐理解了他人为何如此，渐渐拥有了领会他人并和他们共振的能力，生命的宽度、厚度、高度和亮度因此得到了增强，文本的气息和格局也有了相应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