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到桐乡乌镇，这里是茅盾先生的故乡。在一个伟大作家的出生地，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能让我们在新的层面上，从文学到思想、从感性到理性、从形式到内容，获得一种不可替代的升华。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底蕴，也有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发展的积淀，其中包括了对历史文化现象的洞照，对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对新时代文化现象的总结。它刷新了时代精神，绘染着生活色彩，鼓动着我们走向未来的脚步。它既有对文学走向高峰的希望，也有对写作者自身修为的要求。它还通过文化的经典范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实现一流作品和一流人格相结合的可能。茅盾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让我们向风慕义的作家。

早在1917年,茅盾先生就写道：“处世宜乐观，而与一己之品行学问，不可自满，有担当宇宙之志，而不先事骄矜、蔑视他人。尤须有自主心，以造成高尚之人格，切用之学问，有奋斗力以战退恶运，以建设新业。”这时候的茅盾先生参加工作才一年多，也就是刚刚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不久。之后他就参加了《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和文学研究会的组织工作，对新文学运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使文学更能表现当代全体人类的生活，更能宣泄当代全体人类的感情，更能声诉当代全体人类的苦痛与期望，更能代替全体人类向不可知的运命作奋抗与呼吁。”这是茅盾先生参与中国当代文学事业的开始，这个开始非常重要，他已经具备了好文学和大作家所应该拥有的全部内容：高尚之人格，切用之学问，勇毅之思想，超凡之使命。从认知和思想的源头出发，此后的茅盾先生便有了反映大革命时代的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有了“透视过现实的丑恶，而自己去认识人类伟大的将来”的《野蔷薇》，有了为中国的壮剧“留一印痕”的《虹》，有了知人论世的《鲁迅论》《王鲁彦论》《徐志摩论》《庐隐论》《冰心论》以及《读〈倪焕之〉》，有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里程碑《子夜》，有了“未尝敢忘记文学的社会意义”的《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清明前后》等。

茅盾先生作为一个典范式的中国现代作家，在人品、思想、才情、创作等方面所拥有的格局和所达到的境界，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要以这样的榜样为先导，朝着越来越清晰璀璨的远方，跋涉前行。

一个写作者的远方既是可以前瞻的地平线，也是可以后顾的历史深处。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里，有着无数先贤为中国古代文化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儒家讲究仁、义、礼、智、信，说这是“五常”，也就是做人最起码的道德标准。北宋大儒张载又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句，说的是知识分子的理想情怀。那时候的作家都是说到就能做到的信守之人，都是把“知行合一”当作家常便饭的践行者，精神理想和文如其人的风格不仅造就了文章的品位，也塑成了“人”的模样：有“大象无形”的学说，便有“老子化胡”的举动；有“香草美人”的比喻，便有汨罗自沉的壮逝；有性本爱丘山的表白，便有归园田居的行为；有“大江东去”的诗文，便有宠辱不惊的超脱；有“气造天地”的志向，便有自珍改良的佳话。更有李白、杜甫、稼轩、陆游、雪芹、鲁迅，文有华章，人有高品，真正是冰壶秋月，傲雪凌霜。

人格的修炼是一个写作者的基本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身无道德，虽吐辞为经，不可以信”。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严格审视写作者的精神构造和道德体现，构成了一部从情爱到大爱、从好善到性善的精神发展史。纵观世界，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不因为宗仰道义而得到大众的追捧和时间的挽留。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要做一个“知行合一”的文化人，做一个有文德、有操守、有底线的写作者，做一个有社会担当、有使命意识、身体力行地践行道义、表现道义、挖掘人性真善美的作家，努力让自己的生命般配于文学这个高尚的称呼。

我的《雪山大地》，就是想通过现代青藏高原的变迁史，展示几代人越走越高远的历史脉络和越来越进步的生活内容，体现“人”的质量和海拔一样高峻的精神指标，把实现人的理想和做一个理想的人完美地统一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我挖掘得远远不够，而不够的地方却闪烁着更具魅惑的光亮，正是我继续攀登的目标。

写作者“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