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我依然非常怀念评奖的那些日子，大家在小组讨论中、在食堂里、在饭后散步的小路上，随时随地交换对作品的看法，充分表达自己对文学理想的坚持。那些严肃而真诚的时刻会令每一个文学从业者温暖和感动，那是文学的尊严所在。

讨论当然不会总是一团和气。我自己就和一些我极为尊敬的前辈和朋友多次发生争执，以至于最近还在反省当时会不会有些冒犯。但如果时光倒流，我想我们每个人依然会选择那样直接坦率的反复辩难，因为捍卫对文学的信仰正是茅奖评委的职责所在。习近平总书记说“真理越辩越明”，要“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那20余天的评奖工作真正落实了这样的批评精神。也正因经过了频繁激烈的争论，最终评委们达成共识，遴选出的这5部作品才尤显难能可贵。

达成共识当然并不容易，这一方面因为60多人的艺术观念、审美趣味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也因为四年来我们国家的长篇小说创作的确呈现出可喜态势，涌现了太多优秀作品，令人难以抉择。获奖作品当然实至名归，但在此之外的确还有不少出色的长篇小说，它们共同勾勒出了一个璀璨的新时代文学星空。

评奖总要有所选择，没有任何奖项可以容纳整个银河系，而理应凸显自己的文学趣味和立场。因此60多位评委纷纭的文学追求必须统一为一个共同的文学追求，那就是茅盾文学奖所坚持和彰显的文学追求。作为国家级文学奖项，这一文学追求相当程度上正是共和国文学理想，这一理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其萌芽可以上溯到新文化运动，此后经百余年艰难探索，不断明确其方向、丰富其内涵、细腻其肌理。进入新时代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多次重要论述正是立足新的历史现实，对共和国文学理想最新、最科学、最系统的论述。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我们能够更深刻认识茅盾文学奖的文学追求。

依我浅薄的学习体会，这一文学追求至少包含三个方面：

其一是时代性。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书写隐秘战线革命者的斗争历史，杨志军《雪山大地》全景式展现西部多民族地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落后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东西《回响》则写出了当代社会复杂深幽的时代心理，无一不体现出反映时代、理解时代的强烈诉求。乔叶的《宝水》，在诸多正面书写新时代建设成就的文学作品中，是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它将乡村振兴与个人成长结合，表现出个人理解世界、文学表达时代的探索勇气。

其二是人民性。“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杨志军写出《雪山大地》，与他几十年在青海生活对当地群众的熟悉密不可分；乔叶为写《宝水》，以高度自觉的态度“跑村”了解新农村建设面貌。而他们都是在普通人身上看到了值得被文学记录的时代光辉。

其三是创新性。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创新”，认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本届获奖作品最突出的特征就在于一个“新”字。《千里江山图》和《回响》先锋的笔调和对类型文学乃至于影视文学叙事手段的化用，是一种新；《宝水》对书写新时代的开拓性的方法探索，是一种新；《雪山大地》提供的汉藏干部群众的“新人”形象，也是一种新。而对刘亮程《本巴》那种异质性叙述方式的褒奖，更体现了茅盾文学奖对创新的重视。本届获奖作品无不是讲述中国故事、赓续中华文脉的杰作，《本巴》格外难得之处在于，它提醒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一体的格局，以小说的方式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