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河南。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的河南，在“乡土中国”的“乡土”一词上带有命定的强大基因。“土气”浓郁的河南，既丰产粮食，也丰产文学。改革开放以来，诸多前辈都以极强的文学自觉笔耕不辍，中原乡村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不过，说来惭愧，作为一个乡村之子，很年轻的时候，我一直想在文字上清洗掉的，恰恰就是这股子“土气”。如今人到中年，经过这么多年生活和文学的教育，我方才逐渐认识到这股子“土气”是一笔怎样的资源和财富。这“土气”，往小里说，是我的心性；往大里说，意味的是最根本的民族性。与认识同步的就是创作。我开始有意因循着前辈们的足迹，想要获得这“土气”的滋养，在接连几部乡村题材的创作之后，随着《宝水》的完成，我对这种“土气”的开掘和书写也抵达了力所能及的最深的根部。

《宝水》截取了一个小山村的一年。作为一个文学乡村，这一年如一个横切面，意味着各种元素兼备：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植物学的……这也是信息、故事和情感高度浓缩的一年，是足够宽阔、丰富和深沉的一年。为了写这一年，我的素材准备时间用了七八年。主要的准备，就是“跑村”和“泡村”。“跑村”是去看尽量多的乡村样本，这决定着素材的广度；“泡村”则是比较专注地跟踪两三个村近年的变化，这意味着素材的深度。“跑村”是横，“泡村”是纵。在“跑村”和“泡村”的纵横交织中，我鲜明地感知到，乡村正在发生着的巨变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是一个具备无限可能性的文学富矿。要在其中挖宝，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确实缺一不可。我个人的体悟还加上了一点听力——潜伏在村庄里，窃听人们藏在深处的微妙心事，才有可能和他们同频共振，一起悲喜。每次走进村庄，我都会让自己沉浸式倾听和记录，然后保持诚实的写作态度，遵从内心感受去表达。无数扑面而来的鲜活细节让我真切地意识到，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所构成的正是这个大时代。也就是说，宏阔的时代必须附丽在这些细节里，而这些细节又由无数平朴之人的微小之事构建，如同涓涓细流终成江河。

在今年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其中提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让我尤有感触。毋庸置疑，中国乡土文学有着极其绵长深厚的传统，身处这个传统中，在继承的同时如何发展，这是我在创作中一直思考的问题。

文学是精神的故乡，故乡是生长的文学。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会波及每一个人。在时代的时势之变中如何关注新的现实，如何关注人们在时势之下的改变——比如中国乡村的新伦理建设和新生活建设，这一直是我所思考的。在《宝水》中，我把中国当下乡村人们的生活经验、生活意识与生活向往作为重要的表现内容。既然要写当下的乡村，我认为这些内容就应该是社会发展在文学创作中的必然呈现。比如因为城乡之间的频繁流动和边界变动，人们普遍拥有的是一种城乡混合叠加的复杂体验，《宝水》的人物和人物故事就比较集中地表达了这些体验。此外，对当下中国广泛存在的城乡关系，城乡关系中人们的心理、情感、道德等多种状态，城市化的背景下人和故乡的关系，以及在乡村变革中女性意识和女性命运的发展变化等，我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触及和书写。同时，我有意识地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如对民间故事、民间戏曲、民间工艺、民歌民谚、土语方言等这些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了采撷和借鉴，也在故事风格、意象运用、古典意蕴等方面萃取和化用着本土文学传统的精华，尽力使之融入文本的内部肌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地认识到，重拾传统之美、溯源民族经验、光大民族精神将会成为一条越来越宽阔的文学之路。